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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写文章金冲及

谈谈写文章

金冲及

关于文字工作者的素养

一个人从事文字写作需要具备的素质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要有比较宽的知识面。

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等，多少都要知道一点。

尤其是在记忆力强、接受新东西快的年轻时更要打好基础。

最初，掌握的知识线条粗一点不要紧，但一定要准确。

如果不准确，人家粗粗一听，似乎你知识很渊博；仔细听，就会发现许多地方靠不住，那就没有什么用。

有人说，这些知识到需要时去查查就可以了。

但是假定你的知识面不宽，该到哪里去查也不会知道，甚至根本弄不清楚需要查些什么。

那样，你的眼界就很窄，只能就事论事地谈一些事，不能从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它。

二是要有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无论做哪一项工作，都有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这非常重要。

拿写文章来说，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讲过，一篇重要的文章，特别是带指导性的文章，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再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得出一个结论，给以解决问题的办法。

可见，文章写得怎么样，其实是对一个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检验。

三是语言和文字表达的能力。

再好的思想，如果语言和文字能力差，表达不出来，那就等于零。

古人说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现在我们选拔人才，文字能力如何，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如果这个人写的文章别别扭扭，内容空洞，逻辑混乱，语言干巴，他的综合素质是要大打折扣的。

以上三点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根本。

你从这个岗位转到那个岗位，即使专业完全不同，但如果这三个方面的条件比较好，你就会很快适应和取得进步。

尤其是文字表达能力，可以说到哪里都用得着。

关于怎样写文章

写文章，特别是写好文章，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

古今中外，哪一篇名篇佳作是按照什么套路写出来的?

没有!

所以，怎样写好文章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

各人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这里，我只能说说自己的几点体会：

第一，写文章要处处替读者着想

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自言自语。

既然是写给别人看的，就得处处替看的人着想。

要考虑到他所关心的、有兴趣的是什么，要考虑到哪些是他已经知道的、哪些是他还不知道的。

众所周知的话要少说两句，大家还不清楚的要多说几句，而且要努力说得透一些。

现在有很多文章，我在看的时候，不少地方我常用眼睛飘过去，但有些段落，甚至就那么几句话，却会用心看上两三遍。

为什么有些话要飘过去?

因为这些话我已经知道，已经在别的地方看到过无数遍。

只看头几个字，后面的都知道了。

但如果有新内容，那就得仔细看。

我们写文章时，估计人家眼睛会飘过去的地方，不如自己先把它删掉；不能不讲的，或者不讲就接不上气的，就尽可能用简略的几句话把它说过去。

反过来，如果读者不清楚的，那就要交代明白。

胡乔木同志改东西时，如果看到某个人们不太熟悉的人物，他都要求交代清楚这是个什么人。

即使是大家都知道的人，他有时也要求交代清楚这个人那时是干什么的。

总之是处处要考虑到读者的需要。

替读者着想，还要注意文章的写法和语气。

乔木同志说过，现在有的文章，到处是“应该”、“必须”，像是法官的判决书，却缺少充分的说理。

乔木同志要求在写文章时，应该和读者处在平等的地位，尊重对方，把问题提出来，把事实摆出来，一层一层地进行分析，与读者一起思考，一起探讨，自然地共同得出结论，不要有那种强加于人的味道。

第二，写文章总要提出和解决某个问题

为什么要写文章?

因为存在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需要去写文章，否则你写文章干吗?

有些年轻朋友喜欢“著书立说”，这当然是好的。

但书写了好几本，“说”却没有立起来。

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种书往往只是叙述式的，而不是分析式的。

叙述式的，材料有的是，只要你花时间，把材料梳理、加工就出来了。

这种书对接触不到这些材料的，或者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这些材料的人，也有用。

但毕竟不是高水平的东西——因为没有提出和解决别人以前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写文章要分清轻重主次

一些同志写文章时，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结果，文章就平铺直叙，没有轻重主次。

其实，一篇文章也好，一本书也好，真正精彩的东西并不多，有那么一两点很独到的地方就不错了。

字字珠玑，每一句话都那么高明，没有那回事。

打个比方。

我们到饭店去吃饭，点一道炒虾仁。

其实虾仁就那么一点点，主要的配料是白菜。

厨师一定是把白菜铺在盘子底下，虾仁放在白菜上，让你一眼就看到重要的东西。

假如这个厨师把虾仁和白菜搅在一起炒，你吃了半天还不知道这盘菜中有虾仁。

乔木同志打过一个比方，他说我们从火车站出来，会看见很多广告牌，但多数都是一眼瞟过，只有少数几块能给你留下印象。

什么原因呢?

要么是这块广告牌特别大、色彩特别鲜艳，要么是摆放的位置特别显著，要么是它反复出现。

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到首都机场去，回来时经过三岔路口，有一个广告牌，是丰田汽车的，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为什么到现在还会记得呢?

因为它放的位置很突出。

重要的东西不仅应当浓墨重彩地写，而且放在文章的什么地方也有讲究。

我的老师周子同教授说，胡适写文章有个特点，看他的全文的头几句，就知道全篇要写什么，看每一段的头一句，就知道这二段要写什么，正是所谓“立片言而居要，乃全篇之警策”。

有的人写了文章给我看，我问他某个问题怎么没有讲到，他说已讲到了。

仔细一看，他那一段文字很长很长，而重要的几句话夹在中间草草地带了过去。

我说，你放的地方不对，都淹没在一般性的话里了，我看到那个地方时眼睛已经很疲劳，结果重要的话反而被忽略了。

另外，对重要的内容，为提醒人们注意，还可以适当地重复，正面说了，再从反面提出问题来加以回答。

这叫强调。

但对不重要的内容你反复讲，那就叫罗嗦。

第四，写文章要注意通篇的结构

古代文人有句形容文章结构的话，叫“凤头、猪肚、豹尾”，很有道理。

“凤头”很重要。

看文章，一般都是从开头看起，他要看这个开头是不是提出了什么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有没有新颖的观点，有没有大胆的设问，让他形成一个悬念，吸引他看下去。

如果开头抓不住他，他就看不下去了。

当然也可以有别样的写法，不能一概而论，也可以像《诗经》中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先从远处说，慢慢地把你吸引过去。

开头不必太长，长了就不是“凤头”了。

“猪肚”是身子，是躯干，就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要丰满。

说理论证要充分，要有说服力，不仅要提供一些见解，还要提供一些知识。

“豹尾”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谁都知道豹的尾巴非常有力。

用在写文章上，指的是当你充分展开了论述、把问题说清楚后，希望人家看完这篇文章后能留下一个什么强烈的印象。

这就要求在结尾处把它点明，把全文有力地刹住，甚至把意思再上升一个台阶，使人读后感到可以举一反三，感到有回味。

结尾绝不能长，恰到好处时就戛然而止。

有的文章到了结尾处又去展开，那就把整篇文章给写散了。

除了整个结构中的几个部分要处理好以外，还要考虑到一条，怎么能够做到全篇浑然一体，别弄成“板块结构”。

这种结构就像过去盖房子，用预制板拼接的，在两块板之间联结处用铁钩子钩在一起，相互间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平时像座房子，实际上是几大块，一遇上大地震就全塌掉了。

现在有些书籍，各章节都白成段落，看不出来它的上一章节和下一章节的内在联系。

以前有人，说文章有的是“流出来的”，有的是“挤出来的”。

所谓“流出来的”就是像自来水龙头一样，一打开，“哗”地一下，水就喷涌而出，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所谓“挤出来的”，就是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想一点，写一点，没有一口气贯注在里面，更没有前后的照应，杂乱而干瘪。

第五，写文章文字要尽量平实、干净，尽可能口语化

平实是指讲得很朴实，很准确，很亲切。

不要用那些不确切的、夸张的词句。

有一次修改一篇文章，里面讲到，听了某个领导人的讲话后，每个战士都心潮激荡，充满了什么什么。

我就问作者，每一个战士都如何如何，你一个个调查过吗?

一篇文章里面这类夸张的词句一多，人家就不相信你所说的了。

实际上，使用一些过分夸张的词句，并不能增加文章的感染力，反而会使文章减色。

干净就是文字不要拖沓，要朗朗上口。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高中毕业前没有写过白话文的文章。

文言文虽有不少缺陷，但有一个好处，就是语言干净，念起来抑扬顿挫。

现在有的文章不注意这些。

我对一位年轻人说，你写好文章后最好像广播员那样把自己的文章念一念，一念就能听出来文字干净不干净，有没有疙疙瘩瘩的地方。

一般说来，句子不要太长，尽量用短句。

比如毛选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一句话：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句话大家都能记得。

如果改成“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在整个革命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问题”，你看了还会有很深的印象吗?

毛主席的文章非常口语化。

比如他说：

无数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难过”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好，特别有感情，如果改成“激起我们极其深切的悲痛”，那味道就全变了。

“难过”这个词其实很普通，有时用很多形容词，反而远不如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字能打动人。

讲了这五点，我再强调一遍，写文章没有公式。

如果你拿这五条去套，那就写不出文章了。

我过去看到过一幅漫画：

一条蜈蚣在那里爬，爬得很自如，一个专家拿了一个放大镜仔细观察了很长时间，然后总结说，蜈蚣走路是先把左边第一只脚抬起来，抬到什么高度落下来，然后再迈右边第一只脚，再迈左边第二只脚……等这个人讲完了，蜈蚣想按照他那个规范了的方法来爬，反而爬不动了。

写文章也是这个道理。

对起草文件的几点体会

因为工作需要，我参加过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

文件的写作和平时文章的写作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我的体会是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起草文件不是个人的创作，首先要对中央历来的精神和提法吃透，做到准确把握。

不能随便跟中央历来确定的方针原则讲得不一样。

这涉及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问题。

当然，也不是说过去的提法绝对不能改动。

如果经过充分的调查了解，确知周围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有些提法也是可以改变的。

但这种改动应当是在了解原来提法基础上的改动，不能随便改。

最后究竟改不改，也只能由中央来决定。

二、写文件前要进行调查研究，要针对实际问题来谈。

写文件不能只从抽象的道理出发，靠推理来进行，不能把主要力量用在编句子上，而是要着重分析实际问题，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表现是什么，有哪些原因，该怎么解决。

写到书面上有时可能只简略地提到，但心里一定要有数。

一次有人把一篇文章送给乔木同志看，看后他说，文章一个结论紧接着一个结论，叫人看得喘不过气来。

有些文件叫人看着累。

但假定你是针对大家关心的实际问题，把它的原因、表现和对策说得清清楚楚，就不会使人产生这种感觉。

三、提法用字要特别审慎。

写文件跟个人写文章不一样，是要用来指导实际工作的，每一个提法都要提得准确、有分寸。

起草时，对文件上的话人家可能会产生什么误解，这些工作要怎样做，可能会产生什么不正确的做法，应该努力预见到。

毛主席讲1947年土改存在“左”的问题时曾说，这个问题中央也有责任，提出了原则，但没有提具体的政策界限。

有些问题其实是可以预见的，起草文件的时候就要注意它们，想得周到，把“补丁”预先打好。

四、一篇重要的文章，总得要有几句能够给人留下印象的话。

能留下印象的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名句”。

像毛主席说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邓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胡锦涛同志说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都是在一些比较长的文章中突现出来的“名句”，大家都能够记住。

所以起草文件时，在重要的地方要努力“炼句”，给人留下印象。

五，要考虑替谁起草的问题。

写文件要考虑由谁来讲或是由哪一级单位下发，文件的写法要同它的身份相称。

给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写讲话稿，和给部门领导写讲话稿，口气都不一样。

领导的职务越高，越是需要从宏观的大的方面去讲，关键时候要说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但没有达到这个层次时用那样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口气太大。

通常用80％的时间来看材料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写作习惯，不会一样。

我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写的东西大多同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有关，如果要问我自己的写作习惯，说起来，大概有这么几点：

首先，把主要的力量放在看材料上。

通常是把80％的时间花在这方面，写作的时间只占20％。

关于材料，尽可能使用比较可靠的原始材料，二手、三手材料不大敢用。

回忆材料有时候不能不用，有些人就是当事人，记忆力也非常好，材料又很生动，当然是可以用的。

但对这些材料也不能全盘照搬，要同大量原始材料进行比较、鉴别，选择最接近事实真相、最确切的材料。

现在有些同志喜欢搞“短平快”的文章，文章的‘起承转合”也像是那么一回事，但一看就知道看材料的功夫没有下够。

第二条，边看材料边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研究历史无法再去实践了，只能依靠看材料。

看材料前，头脑里总存在一个或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看了材料，会产生一些想法。

不断看材料，不断地把原来的想法深化、细化或补充。

但一开始只能把这些想法作为假设，不能成为成见。

你看到了正面的例证，对反面的也不能忽略。

看着看着，一个新鲜的看法产生了，很兴奋，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甚至是一个不重要的侧面，接着看，到最后，甚至把原来的想法推翻了。

有的人一开始看了一些材料，认为事情就一定是这样的。

有了这个看法，马上把它形成一个固定的看法，围绕这个看法再去找材料，好像越说越周全，其实背后留下了一个大窟窿，被他忽略了，这就叫“先人为主”。

最后，被别人一戳就破。

所以，看材料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我说用80％的时间看材料，也包括这个过程在内。

通常是材料看完了，文章怎么写基本上也就有谱了。

第三条，写一篇文章也好，一本书也好，都是为了着重回答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通常都是自己头脑里本来存在而没有解决的。

去研究它，首先为的是力求回答自己不清楚或不很清楚的问题。

我在日本京都大学当过半年客座教授，写了一篇论文，是对我们党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

三次‘左”倾错误，本来已是常识。

问题是：

为什么一次“左”倾纠正后出现的仍是‘左”倾?

为什么党内很多优秀的领导人和广大党员也会接受这种错误?

这三次‘左”倾错误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

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两三年前，我还写过一本30来万字的专著《转折年代：

中国的1947年》，讲1947年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转折的这段历史，30万字的中心只回答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短短一年里，国民党会从强者变成弱者，共产党会从弱者变成强者，这个转折是怎么发生的?

讲得很集中，别的事就不怎么去讲了。

第四条，通常是一口气写下来，写完以后再反复改。

这样比较容易做到一气呵成，读起来比较流畅。

写起来快，以后进行修改，结构一般就不怎么动了。

包括两三万字的文章也是这样。

要翻来覆去地改，一篇文章，一般都要修改三四遍，否则是不敢拿出去的。

这几点只是个人的习惯，别人未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