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文本分析的深化与方法论的自我超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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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文本分析的深化与方法论的自我超越

浅论文本分析的深化与方法论的自我超越

　　摘要：

《回到列宁》是张一兵教授继《回到马克思》之后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方面的又一力作。

通过再一次的文本深度耕犁，张教授对列宁思想样貌进行了理论重塑，在这种重塑中所应用的新的文本研究方法（“思想构境论”）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诠释学与后文本学的文本解读方法论。

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拟文本”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其在文本解读乃至思想史研究中的作用得以被初次发现。

同时，以“思想构境论”的文本研究范式去分析“拟文本”的理论尝试也体现了张教授文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方法论上的自我超越。

　　关键词：

回到列宁；文本研究；拟文本；方法论创新

　　任何严谨的理论研究都会尽力选择科学的方法，这不仅因为以不同的方法解读相同的文本会出现完全异质的理论结果，更重要的还在于方法的选择是否科学，将直接决定理论研究的合法性与理论结果的科学性。

十年前，张一兵教授应用“深层历史解读法”为我们科学地呈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今天，他以再一次创新的方法论——思想构境论为我们重构了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情境。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中，无论其理论视阈投注在哪里，都不会忽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

因为如果没有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之成功，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理论繁荣必将无以设想。

因此，合理的想象是：

列宁哲学思想研究必定会构成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令人遗憾的现实却是：

随着苏东巨变、苏联的解体，一座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坍塌的同时，“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列宁的思想也在理论界的视线中渐行渐远。

不论这是一种学术偶然，还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意识形态规避，当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在脱离苏东意识形态教条桎梏，在注重第一手文献精读的文本研究和全新思考语境中被激活和光大之后，列宁的哲学思想研究应该再一次回到中国学术界的理论视阈之中。

这不仅在于列宁的哲学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环节，还在于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厘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逻辑重构。

为此，张一兵教授在全景式的文献把握基础上，深入细致地研读了《列宁全集》后，以《回到列宁——关于“伯尔尼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一书为我们再塑了列宁的理论原貌。

　　《回到列宁》的主要任务是对列宁的“哲学笔记”进行解读，该书的主要理论目的是立基于对列宁“哲学笔记”的解读，“解构第二国际以后，特别是前苏东学界强加于经典文本的意识形态文饰和伪学术构境。

”以此出发，作者对“哲学笔记”进行了精细的研究，以寻求不同文献在列宁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历史意义与理论地位。

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长期被边缘化。

处于理论研究余光中的“读书批注”所具有的重大理论研究价值得以凸显。

在《回到列宁》中，作者把这一文本指称为拟文本，以标示其为与《回到马克思》中划分的生成性文本、亚文本、正式文本不同的第四类文本。

　　拟文本主要是指阅读者直接留在被阅读文献上的少量文字与各类记号，如划线、表示着重的下标点，以及各类符号等。

表现在列宁“哲学笔记”中，就是各类竖线、方框，“注意”、“很好”等少量文字批注，a、aa、b、bb等符号。

与《回到马克思》中解读的三类文本相比，拟文本首先在形式上不具有独立性，只能构成对原文本的依附l生存在，如果将其从原始文本中剥离出来，则只能得到一堆无意义的符号与文字；其次，由于这些批注只是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留下的阅读重点、理论倾向、情感偏好等点、散的信息，没有理论结果。

少有现成的结论，缺乏完整的话语系统，因此构不成完整的逻辑走向。

再加上这些批注是经过编者多次选择、重组，在特定的技术水平、意识背景的基础上被编辑和印刷的，因此最终呈现的只是一种被人为建构的“文本”。

因此，从文本的原初意义上看，拟文本实际上是一种“假性存在”的文本。

　　拟文本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决定了研究者在解读拟文本资料时也相应地显示出如下特点：

一是多语境、多重理论背景下的解读。

当研究者在面对拟文本时必须同时对原始文本进行解读，也就是说，当面对拟文本时研究者的理论视线必须要前移到原始文本，只有把对原始文本的深刻理解作为理论前见，才有可能看见拟文本所隐含的多重思想信息。

这就使拟文本的研究与传统哲学解释学那种双重语境下寻求读者与被读者之间的思想互动与“视阈融合”不同，表现出一种三重语境，甚至是多重语境下的复杂解读模式。

二是不可能存在“绝对客观”的解读。

由于拟文本自身的存在特点，使得研究者在面对拟文本时不可能获得明确而直接的文本依据，无法采用现成的理论结论，因此对拟文本的解读只能是一种“为我性”的主体建构。

即在研究者当下的思想情境中，呈现研究者本人的猜想、推论和主观认定。

　　正是辨识出拟文本具有的文本特质，意识到无法将对“哲学笔记”的解读指认为对列宁原初观念的再现，作者自觉地实现了一次新的方法论创新尝试一用“思想构境论”去重新拟现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原像。

思想构境论要求“在文本学研究中以重新拟现思想空间与重新拟建逻辑结构的方式来面对研究对象……实现一个从字句解义到把捉隐性话语逻辑，从诠释学语境中的文本解读到重构思想情境的转变，以此建立一个全新的学术逻辑隋境构架”。

这一方法论创新的关键在于，作者坦然承认了任何文本解读都不是对文本真实语境的还原，而只是读者让文本进行当下性的“我性”言说，是读者当下的理论再生产。

其实，当一个文本一旦完成，凝固成一个物性存在时，它生成过程中的语意场就已经消散，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寻求对文本原初语境的还原注定是一种虚幻的自我满足。

也因此，任何对文本的解读都只能是读者通过文本中所体现出的征候细节激活已有的“学术记忆点”，自觉或无意识地依据手头据有的理论储备、认知框架重塑读者本人所理解的他人思想之境。

这种理论重塑虽说是研究者主体的能动.陛的发挥，但并不是主观臆测，恰是研究者以自己的支援背景去关照文本作者的支援背景，在一种整体性的文本群中，通过不同文本之间的碰撞与交融，体察到文本中遗留的“看见”与“看不见”的内在逻辑，发现被研究者在特定思想发展阶段中的“有”与“没有”，进而把握住变动着的文本真义，真实地重构出被研究者的理论原像。

但是，这种建构也不是研究者把自据的多重支撑理论编织进文本中，使文本成为“注我”的工具，而是要在一种整体性的文本群中，在历史性发展的视阈场中，重现被研究者当时的阅读状态，重塑被研究者的理论原像。

　　在《回到列宁》中作者正是从对列宁“哲学笔记”中存在的拟文本的深度解读着手，在对传统列宁解读模式的解构的基础上，以“思想构境论”为主要方法，把文本背后隐藏的多处逻辑断裂与话语“异轨”通过作者自身的知识架构进行链接与补白，以内在的历史逻辑为线索为我们一步步拟现出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原像，使我们看到了列宁哲学思想在不同阶段的非同质性，并为我们细致分析了列宁如何挣脱“他性理论镜像”的影响，进入“自主性思考空间”，并最终达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发展的过程。

　　“伯尔尼笔记”是列宁留下的重要文本资料，在这一时期，列宁通过系统地学习黑格尔哲学使自己的哲学思想获得了重大飞跃，达到了较高的层级。

正是以这一文本为依据，前苏东学者，如凯德诺夫等，构建了一个哲学上完全成熟，观点上绝对正确的列宁形象；而西方列宁学的一些学者，依据该文献中列宁对黑格尔哲学合理成分的赞扬，片面地把这一阶段中的列宁指认为“黑格尔化的列宁”。

但是，当作者运用“思想构境论”面对“伯尔尼笔记”时，通过前后文本对比、互文式阅读，细致揣摩列宁的阅读情境，通过细心精密的研究、推想，深度捕捉被传统列宁研究中所忽略的文本信息，进而科学地证明了不仅整个列宁思想是一个历史性地从“他性理论支配”到“自主性理论居有”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列宁哲学思想获得重大发展的阶段，他的思想也经历了多次转变与跃迁的过程，并且是通过逐渐读懂黑格尔才实现了“自主理论居有”的。

　　“伯尔尼笔记”是从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开始的。

在笔记的一开始，作者就敏锐地抓住了列宁对摘录的两个批注：

“科学认识的运动——这就是实质”，以及“‘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真正认识的、不断认识的、从不知到知的运动的道路（据我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

”通过这两个涉及认识论的批注，以及列宁在第一版序言中留下的方框中的提醒：

“倒过来：

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申出来”，作者圈点出，列宁此时还是凭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来面对黑格尔的。

在这一部分的阅读中，列宁多次留下文本信息，以提醒自己坚持唯物主义立场，比如在第2版序言中，列宁在摘录了黑格尔论述“思维形式……‘贯穿于我们的一切表象’……是‘一般的东西本身’。

”下面紧接着，就用方框标示出：

“客观主义”，以示反对。

在“存在论”开篇伊始，列宁就连着写了两个“打倒天”以警示自己不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要用“自然界”取代黑格尔的精神。

正是从这种内居的唯物主义出发，列宁在笔记中多次以批注的形式留下文字，提醒自己：

否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对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颠倒。

通过对列宁刚接触黑格尔哲学着作时留下的这些拟文本的解读，作者为我们摹画了列宁在阅读黑格尔初期时的思想情景：

即此时列宁还只是凭着哲学唯物主义的理论前见，以期消解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成分，以实现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

作者指出，当列宁企图简单地以唯物主义消解黑格尔唯心主义成分时，他此时其实是不可能读懂黑格尔的。

这一判断的获得也得到了大量拟文本信息的支撑。

首先，在这一阶段，列宁在摘录笔记的批注上留下了许多的相关信息，比如：

不清楚，回头再看!

!

、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恩格斯语、高深莫测……、阐发得非常费解等，直接指认他此时进入黑格尔的困难。

更重要的是，作者依据其自身过硬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功底发现了列宁在阅读过程中漏失的许多黑格尔哲学的重要节点，比如“存在论”篇中对度、量、质的定义，对辩证法核心概念之———扬弃的分析等，对于这些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列宁或者很少评论，或者只摘录不评论，甚至有一些就直接漏摘录。

通过这些重要的文本信息，作者指出列宁此时是自觉地以居有的哲学唯物主义来否定性地面对黑格尔的，并且没能真正地深入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

这一质性判断，一方面祛魅了苏东意识形态建构的“伯尔尼笔记”时期绝对成熟的列宁形象，同时也证伪了西方列宁学所指认的“伯尔尼笔记”时期的列宁是“黑格尔的列宁”的学术任意。

应该说，这对于理解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列宁哲学思想的性质、列宁哲学思想在特定阶段的历史逻辑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都具有直接的和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种研究结果是以同质化预设为先见的方法所无法达到的，只能是在打破先在的意识形态构境后，以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对文本进行深度的“田野工作”才可能获得的。

　　十年前，在写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时，基于对当时国内流行的“原理反注文本”研究方法的深刻质疑，作者延续了孙伯鍨先生的学术传统，开创性地运用了一种新的文本研究方法一“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

基于这一文本解读方法的转型，作者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一次重新划分：

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类的亚文本；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类的生成性文本；三是已经完成的论着和公开发表的文献类的正式文本。

在传统研究中，注意的往往只是第三类（正式）文本，而在《回到马克思》中，作者一反传统研究理路，把解读的文本主要集中在《克罗茨纳赫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一系列马克思留下的亚文本与生成性文本，这是因为作者自觉到，在“一定的意义上，恰恰是在对第一、二类文本的深入解读中，才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与源起性的语境。

”这就是说，《回到马克思》中注重的不是对马克思明确表达的观点的梳理与归类，而是要沿着马克思文本生成的历史踪迹，把捉文本内涵的隐性话语与深层逻辑，再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在这一解读模式下，文本的意义不在于它静态地向读者呈现一个个理论结论，而在于它本身的历史发生过程中所固有的内存逻辑展现，以及在这一展现过程中文本自身的连续与断裂所隐含的文本作者自身的理论冲突与逻辑混乱，正是对这种理论冲突与逻辑混乱的解读，《回到马克思》为我们科学地呈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三大话语转变和认识飞跃”。

　　在《回到马克思》中，作者依托一系列亚文本与生成性文本开拓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视阈，通过对第一手文献的精读在全新思考语境中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代意义，运用“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再现了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历史路径，所有这些都给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原理反注文本”的研究方法以当头棒喝，为脱离苏东意识形态教条桎梏树立了新的理论风范，也正是这部着作深化了“回到马克思”现象，引领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以注重第一手文献精读的方法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

可是，当作者强调马克思思想中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现实批判之间的渗透和包含关系，致力于以整体性的眼光探寻马克思文本背后的隐性话语与逻辑时，作者当时还是自觉地借鉴哲学解释学的方法，以寻求与马克思文本原初理论视阈的融合，也因此在研究中不自觉地把马克思预设成一个先在的“大他者”，而把自己的研究结果设定为对马克思文本原初理论的逼近。

尽管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回到马克思》中，他最珍视的是文本的解读方法，从新的解读方法人手深化文本学研究，从而提出独到的学术结论，旨趣在于“马克思哲学话语深层转换的动态历史原相”；但是，当《回到马克思》依据对文本的深层解读而得出完全异质于传统的研究结果时，当作者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去占有、分析文本资料，进而进行理论生产时是否要以及如何去界定自己的理论结论与作为“大他者”存在的马克思文本的“绝对真理”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回到马克思》中隐含的问题。

　　在《回到列宁》中，当作者面对的文本由马克思的手稿与笔记转变为以大量读书批注形式存在的“哲学笔记”时，上述问题就愈益显得重要。

“哲学笔记”作为一本被人为编辑、重组的文献汇编，其外在文本架构、内在话语逻辑都取决于编者的选择，文本自身的“原初意义”根本就没存在过，因此，对视阈融合的追求已成为明确的不可能。

在对这类文本进行研究时，可能的只是研究者通过该文本透露的信息重新建构出一种思想语境。

这也正是“思想构境”与“深层历史解读”法的最大异质性所在。

但是，如果据此而把这两种研究方法说成是一种“断裂”显然是不对的。

首先，这两种解读方法都是作者以独立的学术态度与立场真诚地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宏大研究工程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相较而言，后者只是一种“更诚实的新的方式”；其次，这两种文本研究的方法都是在大量的文本“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了深度的耕犁后得以运用的；再次，这两种文本学解读模式都内含了一种历史性的要求，无论是对马克思还是对列宁的解读，作者都严格按照文本历史发生的线索去探寻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逻辑进程。

我们知道，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直以来都潜藏着两种文本研究的模式：

一是漠视文本的内在理论逻辑，服务于意识形态需要的“原理反注文本”；二是把文本的原初思想语境设定为客观真理，把自己的主观研究结果直接等同于文本的原初真义。

如果说，在《回到马克思》中，张一兵教授依据马克思文本中的摘录笔记和手稿，用“深层历史解读法”探寻马克思经济学语境背后隐藏的“哲学话语深层转换的动态历史原像”，揭示了第一种文本解读范式的非法性；那么，十年后的今天，在《回到列宁》中，用“思想构境论”的文本学方法去解读列宁“哲学笔记”中存在的大量拟文本则是打破第二种文本学范式的理论尝试，这种尝试也体现了张教授文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方法论上的自我超越。

　　参考文献：

　　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伯尔尼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一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