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眼中的野蛮社会.docx
《凡勃伦眼中的野蛮社会.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凡勃伦眼中的野蛮社会.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凡勃伦眼中的野蛮社会
凡勃伦眼中的野蛮社会
自从《国富论》于1776年发表以来，已经过去了125年，在这个期间的情况是，好像世上的一切方面（它的辉煌摧灿或卑鄙龌龊、天真朴素或心惊叵测以及技术上的伟大成就，或是有时会表现出来的在社会准则上的不够明智）都已被一些大经济学家考虑得周详无遗，使后来者再无用武之地。
但是，这种对世界的多方面考虑与不同方式的阐述却有一个共同特点：
都是以欧洲为限的。
因此，其所说的一切社会演变情况，仍局限于旧世界，并多少都拘泥于一些传统形式。
要晓得，一个理发师的学徒迪克·阿克赖特，由于多轴纺织机而发财致富，会使他蜕化为理查德爵士这一现象，不是没有重大意义的；英国的绅士派头占传统优势是个其兆不祥的现象，由于暴发户大举闯人高贵血统和高贵风度这一领域，才使这一现象得以逐渐消除。
诚然，这类暴发户是具有一连串中产阶级意识的，甚至一连串反贵族情绪的，但是也有一种潜在感觉，认为社会上还有更高的阶层，不单是凭财富所能达到的。
在言谈和风度上，有无数喜剧性事件足以证明，拥有百万资财和昌盛事业的新发迹贵族，跟与之隔邻相望的、世袭的但是已经陷入贫困的贵族，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欧洲成功的理财者也许富将王侯，但是当他意识到，要上升到社会的上层，这不过是手段之一，而且决不是个有决定性的手段。
所有这些，在美国是大不相同的。
这个国家是由深切反对在门第上分等级的那些人建立起来的，不仅如此，独立生活和个人成就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
在美国，证明一个人的好坏的就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成就是无须由一个系家谱来证实的。
因此，新英格兰的血汗工厂与古老英国阴郁的工厂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但是看一看它们各自的老板的态度和作风，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比较少了。
在欧洲的资本家，还不免要残留着一些过去封建时代的影子，在美国的求利者则不妨在日头下取暖，他在追逐权利或享受其财富时毫无顾忌。
在激动的19世纪末叶，在美国，要获得社会重视的进身之阶是金钱，在获得相当财富成为一个富翁之后，他进入上流社会之门时，就无须再有什么签证或核准手续。
因此，在这一新世界中求财致富的征逐，其方式比较粗鲁，不那么温文尔雅。
所下的赌注比较大，成功的机会也比较多。
因此，在竞赛中表现出来的公正风格也稍微差些。
例如，在18世纪60年代，有个经营运输业务的杰出的天才叫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发现他自己的合伙人在从中捣乱——这是常有的事。
他给他们一封信：
先生们：
你们在破坏我的事业，我不去告状，因为通过起诉拖的时间太长，现在通知你们，我对你们也将使用同样手段。
你们的忠诚的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
他说到做到。
他说，“我管什么法律不法律，难道我没有权这样做吗？
”又如J．皮尔庞特·摩根（J．皮尔庞特·摩根（J．PierpontMorgan，1837—1913），美国财政家。
——译者）所吐露的也是同样情绪，不过在形式上稍微文雅些。
有一次，他的合伙人贾奇·加里通过律师给了他一个警告，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他咆哮如雷，“呵，我不懂为什么要请个律师来告诉我哪些是我不能做的。
我雇用律师的目的只是为了要他告诉我，我要做的事怎样去做”。
美国人在商战中跟他们的欧洲同时代人相比所以青出于蓝，不只是由于忽视法律手续，还由于他们在竞赛中使用的不是斯斯文文的那一套，而是好勇斗狠。
足以说明这一情况时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从奥尔巴尼到萨斯奎哈纳一条铁路控制权的争夺。
这条路的一个重要环节分别掌握在吉姆·菲斯克和贵族似的摩根手里。
摩根掌握着一条线的这一终点站，而那一终点站则是菲斯克的据点。
解决争端的办法是，各自在路轨的终点站上安放一个火车头，就像庞大的玩具一样，彼此对撞着开。
结果即使失败的一方也没有认输，只是尽最大的努力离开现场，离开时拆毁了轨道和高架桥。
在这场工业称霸的混战中，谁也没有讨饶，谁有没有作出任何让步。
当美李石油公司集团消灭它的一个特别顽固的竞争者时，甚至炸药也有它的用处，至于不那么凶暴的绑架手段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设计新颖，而不是由于道德沦丧。
1881年，一场特大的暴风雪把纽约的电报线路刮断，当时金融市场上一个手段凶狠的权威杰伊·古尔德，不得不派专人把他的交易通知单去送给经纪人，他的敌手知有机可乘，就绑架了这个使者，用另一个容貌相似的人来代替，从而使古尔德在几个星期之间，觉得对手对他的意图好像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弄得他莫名其妙。
不用说，既然这些人在同道之间使用手段既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是不会以尊敬态度对待公众的。
他们以对投资者进行欺诈和勒索为理所当然之事，他们把证券市场看作富人私有的赌场，由公众下赌注，由金融界的权要人物来设谋定计。
至于在这样的安排下，下了赌注以后，一般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公众所关怀的，这时假使没有这些权要人物从中推波助澜，诱使公众入其毅中，则公众的处境就要好得多。
宴注意到，公众对“意志”是会引起反应的。
当古尔德或洛克菲勒将收买铁路或铜矿或铁矿这样的消息传开时，公众就会抢着行动起来，以期快着先鞭。
大发横财是快意的，要防止其中是否有诈这一想法，是动摇不了无限的信心的。
基于这一信心，就有可能使实际的金融上的行虚作伪有了活动余地。
一个适当的例子是亨利·罗杰斯和威廉·洛克菲勒收买安纳科达铜矿公司，他们为此，自己没有花一分钱。
且看他们玩的是什么手法：
1．罗杰斯和洛克菲勒付给马库斯·戴利一张3，900万美元支票，以购买安纳科达公司的财产，条件是戴利必须把它存入花旗银行，在所规定的期间不得动用。
2．然后由他们建立一个叫作联合铜公司的名义上的组织，以他们自己的职员作为挂名经理，用7，500万美元——不是现金，而是很方便地为此印制的联合公司股票——由这个联合公司出面收买安纳科达公司。
3．罗杰斯和洛克菲勒内花旗银行借入3，900万美元，用以赎回他们付给马库斯·戴利的3，900万美元的支票，作为这笔借款的抵押品的是，联合公司股票7，500万美元。
4．下一步是将这项联合公司股票在市场上出售（先通过他们的经纪人进行兜售），从而获得价款7，500万美元。
5．用这笔收入，将花旗银行的借款偿清，将3，600万美元作为他们自己的利润，收入私囊。
当然，在这种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赌博中，其间所含有的欺诈成分，简直可以使人惊诧得目瞪口呆。
一位芝加哥一圣保罗一堪萨斯铁道公司的总经理A．B．斯蒂克尼说，作为绅士，他是信任任何铁道公司的总经理的，作为铁道公司的总经理，他简直一时一刻都不敢把他的表放在他的视程之外。
说出这样的挖苦话是有他的道理的。
铁道公司的头头们，有一次为了各公司在货物运输费上以互相削价为竞争手段，因此召开了一次会议，想共同商定一个划一的费率，以免自相残杀，同归于尽。
一位公司总经理趁会议中途休息时，溜出会场，打电报给他的事务所，通知它会议中所议定的削价率，想争先实行新价，以击败敌人。
这个电报凑巧被人截获，在续开的会议中将此事揭穿，由此足以证明，即使在贼与贼的同伙之间，要维持公道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我们想起来就要感到羞愧的时代。
它在外表的排场上是奇形怪状的（在一些社交集会中看到，为了表示阔绰，为了惊世骇俗，用百元钞票将纸烟卷起来抽），在某些场合是差不多具有中世纪武士精神的。
但是，我们不可曲解了时代精神。
一些大财主们不仅会横暴地对待公众，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也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这种不道德和肆无忌惮的行为，主要是由于在良心上和良好习惯方面缺乏约束力，而不是由于在品德上甘趋下流，或有意识地藐视基督教的崇高理想。
摩根曾说过，“我对公众无所亏负”，他这句话是作为他哲学上的信条，一本正经地说的，不是偶尔说挖苦话。
在那个以大财主为王的时代，经营商业是不讲情面的，如果讲究崇德尚义，就要被人击败。
那么，经济学从这类情况中可以了解到些什么呢？
了解到的并不怎么多。
美国的经济学家一向是跟着欧洲教师的脚步走的，后者硬把美国的情况纳入对美国说来全然不是它所熟悉的那个模式。
把银钱上花样百出、你死我活的竞赛，说成是“节约和积累”，把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说成是“创业精神”，把间排场的铺张浪费说成是“正当消费”。
实际上是，经过这样一番洗刷过的描绘，就使人完全不能辨认其本来面目。
人们读了例如约翰·贝茨·克拉克的流行得很广的课本。
财富的分配。
之后，是决不会知道美国是大富豪的天下的，读了F．H．陶雪格的。
经济学原理。
之后，是决不会看到一个波滴云诡的证券市场的。
如果一个人读了劳克林教授登在《大西洋日报》里的那些文章，他将认为发财致富是从“牺牲精神、本人的努力和技能”而来的，他会听到的是，“人人有权享受他自己发奋努力的成果，没有作出这样努力的人是没有份的”，这里的所谓权，大概还包括收买立法机构以及金刚钻之权。
总之，官方经济学起的是辩护作用，是麻木不仁的。
物资充沛和享受过度是美国的精神实质，官方经济学对这些一概视而不见，它所提供的只是些形式上的设精打彩的旧框框。
它所缺乏的不是诚实或勇气，也不是理智上的能力，这些品质它是有的，所缺乏的是，马尔萨斯说过的“对局势和利益的不带感情的倾向性”。
美国的经济学家过分热中于当前的时代潮流，以致不能从现场退后几步，在相当远的距离下，来冷静地、清晰地考虑他们的主题和观点。
这里需要的是，有些像托克维尔或布赖斯（托克维尔（Tocquevill，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作家；布赖斯（Bryce1838—1922年），英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家。
——译者）那样的异乡人，由于这种景象对他们说来不是本地风光，态度就可以冷静些，就可以看得清楚些。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是个美国人，但不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我们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这里所需要的观察力。
托斯丹·凡勃伦是个怪人。
他是挪威的一个农场主，外表像个农民。
从一张照片上看到，他的头发是平直的，从中间分开，呈倒V字形，覆在他浅浅的前额上，他双眼炯炯，目光敏锐，好像在思索着什么。
蓬松的胡子掩盖了他的嘴，一圈短短的络腮胡子围绕着他的下巴。
他穿着件很厚的、没有熨平的衣服，马甲上还别着个别针。
照片上看不到他的下半身，想像起来他是个瘦长而结实的身材，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他外貌是有些异相的，但内心还藏着更加怪僻的个性。
他的那种锐利的目光也许足以表明，他在理智上的观察力同样锐利，他在外表上的那种乡土气也许足以表明，他在探究问题时，有时是有些迟钝的。
但是他在生活中的主要特征，离群索居，与世无争，却在他的外貌上无所证验。
喜欢离群索居，往往是一个人的病征，根据我们的标准看，凡勃伦在神经上必然是有些病态的。
他几乎有一种喜欢与外界隔绝的特性。
他与社会周旋时，就像是从另一世界里来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形形色色，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只是寻常现象H可在他的视线下，却成为一些尖刻伤人、异腔异调和稀奇古怪的现象，就像一个人类学者看到未开化社会的宗教仪式一样。
别的经济学家——其中包含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不仅是处于他们的社会，而且是属于他们的社会的。
对于他们所看到的，有的备加颂赞，有的满腔失望，有的则怒火冲天。
托斯丹·凡勃伦却不是这样。
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人们熙熙攘攘，互相吹捧，交往频繁，可是他却站得远远的，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抱着冷淡、疏远的态度，不使自己牵扯在内，不随流俗，孤芳自赏，使自己成为一个局外人。
对凡勃伦说来，这个社会是不舒服的，是含有敌意的。
他使自己与社会相适应时，就像个来到未开化地区的传教士，他不愿采取土人的生活方式，为了使自己保持完整，就不得不忍受不愉快的孤寂生活。
有神。
多人钦佩他，甚至热爱他，但是他没有亲密的朋友，他对任何人没有一个是熟悉到直呼其名的，他对任何女于，也没有一个是倾心相爱的。
可以意想得到的是，在他身上怪解成堆。
他拒绝装电话机，把书沿壁堆在原来的装货箱里，也从不见他每天起身后有整理床铺的习惯，床罩只是每天早上塞进，晚上扯出来。
由于懒惰，他把用过的盘子就这么堆着，直到碗碟橱中已经空了，然后用浇水的软管把整个肮脏的一大堆冲一下了事。
当所有来访者都急于要听到他的表态或发言时，他却在静坐沉思，可以坐上几个小时默无一言。
出于轻视规章制度的习惯，他对他的学生，不论成绩好坏。
都给以同一的评分等级，有个学生为了使自己有资格获得奖学金，需要较高的分数，他即欣然把他的评分从C改为A。
他对学校管理规章是不太遵守的，行时会故意捣乱，例如，他上课点名时，看上去非常认真，将旷课者的卡片细心摆开，堆成一垛，然后在故意漫不经心的情况下，又将两垛混在一起。
有时候他会忽发奇想，竟会干出毫无意义的恶作剧举动，向过路的农民借用一只麻袋，然后偷偷将个黄蜂巢塞在里面还给他。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一次，一个小女孩问他名字的首字母T．B．所体现的是什么意思，他告诉她，其意是“玩具熊”（TedayBear），后者即以此来称呼他，他不以为什，别人却不敢这样喊他。
使人莫测高深的是，他不愿对任何事承担义务，有人问他，对他所编辑的某一杂志上所刊载的某一社会学家的文章的意见，他回答：
“每页的平均字数是400，某一教授文章的平均字数是375。
”最怪的也许是，这样一个爱把昔、不讨人喜欢的人，却总是发生着一桩接着一桩的男女关系事件，而且不一定是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有一次他问，“如果女人企图接近你，缠着你，你该怎么办？
”
这样一个性格复杂、使人感到迷惑的人，又喜欢深居独处，少揽外务，要表达他的思想，这就只有借助于一个手段——从事写作。
他的文风就像他本人一样，错综复杂，充满了玄妙的想法和词汇，对不习惯于他的文体的人很难接受，但是文字精炼，绝不致伤及读者脾胃。
他把慈善事业说成是“自以为是的、出于己身虚构的尝试”，把宗教刻划成“属于n度的、可以普遍接受、但是无法估量的事物的捏造”。
他把一些总的基督教会组织说成是“联号商店”，一些各个的教堂说成是“零售商店”，这些话虽措词刻毒，但是说得很有力。
他描绘日常习用的手杖时说，“这是一种广告，表明拿着它的人，双手是闲着的，是无须从事于有用的劳动的”，还表明，也可以用它作防身武器，说“任何人，只要沾染上一点凶暴气质，当他手里握着这样一件具体的、原始的攻击武器，就会感到很大安慰”。
沾染上一点凶暴气质！
说得何等粗鲁，然而却是不加渲染，不带个人感情的。
这些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
在通常意义上说，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对凡勃论来说，经济学跟维多利亚时代讲究礼貌和精确度的那一套是没有关系的，在那个时代，一切是用微积分来证明的，同早期经济学家解释事物是怎样演进的那一类努力也很少有关系。
凡勃伦所要知道的是别的一些；他首先要知道的是，事物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此。
他首先要探究的不是经济的活动，而是经济的活动者；首先不是它的设计或方案，而是得以形成一种特有的活动叫作“商业系统”的整套风俗和习惯。
总之，他所要钻研的是作为一个经济人的性质和他的经济上的札仪风俗，在这个几乎是人类学的研究中，他认为重要的是，应注意到绅士为什么要携带手杖，以及以社会上叫作地租为收入的地主，为什么要有做礼拜等等现象。
他力求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的性质获得彻底了解，通过一片迷惑人的变幻表现和传统习俗，从中汲取在服装、仪态、言谈以及文明礼貌上显示出来的点点滴滴的迹象。
他像个精神分析家那样，当他认为有机可乘，可以从中找到重要的、隐藏的情况时，他常常抓住一些极不重要的细节不放，对一些奇特的、甚至会引起反感的现象，也往往会全神贯注，从中寻求其意义，以期出所发现。
我们会看到，他对社会作出检查时，是不留情面的。
用是，这种尖利、辛辣的特性，主要并不是由于地对事物的蔑视，而是由于他对事物所抱的特有的冷漠。
对凡勃伦说来，好像什么事他都不熟悉，因此没有一件会由于太平凡而不值得他注意，也没有一件不值得他评价一番。
说到底，只有怀着出乎寻常的超然胸襟的人，才会从一只手杖中看到它标榜有闲生活潜在的广告作用，和作为一个原始武器的作用。
这种超然态度的心情，似乎同他是时刻分不开的。
凡勃伦出生于1857年，是从挪威移来的边境农村中一个农民的第四个儿子，第六个孩子。
他的父亲托马斯·凡勃伦是个待人淡漠无情、思想迟钝、不愿受到约束的人，后来凡勃伦把他说成是，他所遇到的心地最善良的人。
他母亲卡里，为人热情面性于暴躁，关于冰岛和挪威的口传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就是她说给托斯丹听的，这些故事对他发生了深刻印象，一生不忘。
他开头是个性情古怪而懒惰的孩子，他不喜欢搞家庭杂务而喜欢躲在屋顶室里阅览他的读物，又爱给人起绰号，他起的绰号一经成立就生了根，他具有早慧现象。
他的弟弟说，“现在回想起来，最初我以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我问他随便什么，他总会源源本本地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说的那一切，有许多都是捏造出来的，但是，即使是谎话也编造得很好”。
造成一个非常人物的无论是什么，在一些促成因素之外，总得加上一个教养因素，这个因素，在他自己和按表面价值评价事物的那个社会之间，起了个从中介人的作用。
他有一个起先驱作用的童车时代，这个时代所表现的是朴素、严肃和贫乏，衣服是家里做的，毛织物是完全陌生的，大衣是用小牛皮制成的。
咖啡和糖是奢侈品……简单到像汗衫那样一件衣服也是这样。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陌生人）度过他的少年时代的。
挪威人和美国人各自构成组织严密的独立的社会，在挪威人的居处，挪威语言是流行的语言，挪威是真正的祖国。
对凡勃伦说来，是要把英语当作一种外文来学习的，他直到进人大学，才把它学好。
当他从田间出发，把行李打好、安顿在车上准备动身时，这才觉察到，他是要到一个大学里去读书了；这种情况，对一个古老和森严的学府说来，是很少见的。
当时他17岁，他的亲属为他选择的学校是卡尔顿专科学院，这个学院处在相近于明尼苏达的一个乡，凡勃伦一家耕种之地就在那里。
他家里所以把他送到这个学院，原来的打算是，希望由此可以使他在将来谋得一个牧师职位，而他已发现这个学院的宗教气氛浓厚到极点。
然而，对于一个思想激烈、对传统观念抱有反感的才智之士，要想驯服他，或是诱导他趋入虔奉宗教的途径，是枉费心机的。
在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上，凡勃他提出的问题是“同类相食者的请愿”和“酒徒的辩解之辞”，使校内教职员陷于一片喧嚣。
问他是不是为这些邪行恶习抱辩护态度，他坦然答称，这只是从事于科学的观察。
学校方面承认他是个天才，但是对他有些畏忌之意。
他的老师约翰·贝茨·克拉克（后来成为国内杰出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很喜欢他，但认为他是个“不适应环境的人”。
这个乖僻而有天才的不适应环境者，发现卡尔顿是最没有发展机会的地方。
但是，他和校长的侄女埃伦·罗尔夫发生了恋爱。
她聪明，又有才华，在自然的吸引下，两人一拍即合。
他读斯宾塞的书给她听，结果使她信从了“不可知论”，而他则深信埃伦是北欧海盗英雄甘奇·罗尔夫的后裔。
他们于1888年结婚，但是他们的婚后生活充满着动荡起伏。
这个性情孤独的人所能提供的爱情，似乎为量无多，却需要妇女对他的照顾，在这方面，除少数例外，他是所获甚丰的，但是这里所说的这位妇女，对此似乎并不十分介意。
凡勃伦对待埃伦，很难说是忠实的，她曾一再要离开他，有时是由于他生活上不检点，有时是由于对待她过于残酷，有时只是由于他城府太深，难以测知其底或已但是，有时他自己也会寻上门来，从而言归于好——有一次，他手里拿着双摇摇晃晃的袜子，走到她林子里的住所，问“太太，这是您的吗？
”
当他离开卡尔顿学院时，决意在学术上再求深造。
但是他此后的经历曲折正多，在职业生活上的经过也是这样。
他在求取自身利益上肯定是不积极的，同时他的恶运如影随形，死缠着他不放。
例如，有一次他央求他从前的一个学生代他去了解一下纽约的一个城市福利组织的征聘职员情况，他的学生当即遵命而行，结果这个学生却为他自己谋到了一个职位。
但这是许多年以后的事。
当前的情况是，凡勃伦在威斯康星的莫诺纳学院获得了一个职位，但一年后该学院即永远停办。
于是他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希望获得助学金，从事学习哲学。
虽经过多方设法，申请奖学金之事未能实现，于是转到耶鲁大学，于1884年毕业时考列优等，成为哲学博士，但前途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他回家时在巴尔的摩染上了疟疾，需要特制的饮食。
但是，除了作为病人的一身之外，他手里什么都没有。
他把家里一些老旧的东西拿走，说这些东西放着无用。
于是他就这么闲逛度日。
他的兄弟写道，“他出身于这样一个以忠诚与团结为原则的家庭，是够幸运的。
在这个高度受尊敬的村落中，他是唯一的一个游手好闲者。
他今天读书和闲逛，明天呢，仍然是闲逛和读书”。
他读的是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谈政治的小册子、路德的赞美诗集等等，总之什么都读。
但是，他的游手好闲与内心活动倾向，由于与社会隔绝的态度而愈加显著。
偶然也会从事于一些零星活动，对时下的无聊事件加以讽刺和批评，跟他父亲闲聊，写少数几篇短文，寻找工作，结果一件工作也没找到。
他没有神学学位，因此不受宗教学校的欢迎，他又缺乏那种文雅的风度和姿态，因此不能向别的学校推荐。
他跟埃伦结婚，在她家是感到沮丧的，但这时无论如何总得寻个生计。
埃伦的叔父是阿奇森一托皮卡一圣费铁道（即美国堪萨斯一新墨西哥铁道．——译者）公司总经理，他希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这里得到一个职位。
但是他的变幻莫测的恶运再一次从中作梗。
这个公司发生了财政上的出难，由银行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接管，谋职之事即告吹。
又一个机会来自依阿华大学，他持有介绍信，还有他妻子的关系，这件事看上去是十拿九稳的，但是从中起很大作用的是性格的不够坚强和他的不可知论，结果又成为泡影；然后是圣奥拉大学，在最后5分钟也碰了壁。
好像命运之神在蓄意跟他为难，一定要使他孤立起来。
这种孤立状态持续了7年，在这7年中，凡勃伦实际上无所作为，只是埋头读书。
最后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认为他年已34岁，还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职务，经决定他应当继续从事研究院学习，再度试图进入学术界。
他于1891年选择了科内尔大学，他走进J．劳伦斯·劳克林的办公室，说“我叫托斯丹·凡勃伦”。
劳克林是保守派经济学的中坚分子，当时他必然吃了一惊；来者戴了顶熊皮帽子，穿了条灯芯绒裤子。
但是他的有些地方，使这位年事较长者有了深刻印象。
他向校长说明后，特准接纳为研究员。
后来芝加哥大学开办，聘劳克林为经济学系主任，他就带了凡勃伦一块儿去，年薪520美元。
还可以补充一句，劳克林死后，人们对他作出的定评是，他对经济学作出的主要贡献是，他为芝加哥大学招致了几勃伦这个人物。
芝加哥大学不仅是凡勃伦第一次获得职务的所在——其时他35岁——而且这个机构所反映的社会，也就是以后他将作出仔细分析的对象。
这个大学是洛克菲勒创办的，下面是当时流行的校歌：
约翰·D．洛克菲勒，
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
他把所有余下的资金，
都捐给了芝加哥大学。
可以想见的是，这所大学所定的方针并不是无保留的保守主义。
正相反，它的教育方针决力商界造就人才。
它的校长威廉。
雷尼·哈用年仅36岁，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沃尔特·海因斯·佩奇曾赞美他是个大企业首脑的典范。
他是个企业家式的校长，不惜用重金罗致别校的第一流人才。
芝加哥大学同美李石油集团一样——前者是后者的奠基人——完全凭它为财力，把美国知识界很大的一个部分逼得非就范不可。
所有这些，在凡勃伦的笔下，以后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但是同时，它也为他提供了知识分子的适当背景。
这些知识分子中之位使者有艾伯特·米切尔森，那是按前所未知的精密度来确定光的速度的，有生理学家雅各·洛布，有社会学家劳埃德·摩根，他们所出的书刊为数繁多，还有关于经济学的杂志。
凡勃伦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他丰富的学识，为他博得了声誉。
有个学生说，“哪来的是凡勃伦博士，他会说26种语言。
”一位知名的学者，詹姆斯·海登·塔夫茨来到几勃伦的课室，他事后说，“当我进入课室时，考试正在开试，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提出问题。
他话说得极慢，等他把一段话说完，要记着关于这个问题开首时说的话，在我是感到有些困难的。
但是，过了会儿我才看出，这是个思虑周密的人，他深入到问题的基本方面，但是，除了掘发问题的真相之外，却没有暴露他自己的见解”。
但是他个性孤僻，令人莫测高深。
没有人知道他想的究竟是什么。
有人向他的妻子打听，他实际上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她不得不实说，她自己也不知道。
他是个“真人不露相”主意者，彬彬有礼和有节制的客观态度是他的护身符，这就使世人无从窥见其内蕴的感情，而世人最喜欢的是洞穿外壳，窥底蕴有个学生问他，“告诉我，凡勃伦教授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