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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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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书信
篇一：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120年前的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120年前的国运抉择
120年前的1895年，刚刚过完元宵节，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派大臣张荫恒等人赴日和谈。
没想到，日方借口中方代表的授权书里没有写明“全权”二字，拒绝谈判，即使张荫恒说可以把新的授权书寄来也不行。
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还看似随意地问使团随员伍廷芳：
“清朝政府怎么不派恭亲王奕？
或是我的老朋友李鸿章来呢？
”
伍廷芳随之反问：
“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
”伊藤博文答：
“如果李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是还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敕书，必须要有‘全权’二字。
”
伊藤博文看似无心的“点名”，让清政府忙乱了起来。
恭亲王奕？
是皇室贵族，自然不能去日本受战败议和之辱，于是，这个“屎盆子”就不偏不斜地扣在李鸿章的身上。
倒霉的“全权”大臣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由于大臣们的上奏和攻击，一手操办了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就因为平壤战役的初期失利被拔掉了三眼花翎，扒掉了黄马褂。
从某种意义说，甲午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李鸿章都是戴罪之身。
好不容易过完了苦涩的甲午年，1895年大年初一，李鸿章一改接受官员拜年的惯例，府门紧闭，不宴客，不见客。
他当然不知道，他的老朋友伊藤博文，此时正坐在中日“国运相赌”的赌桌边，信心十足地等待他这个失意者入席。
“罪臣”李鸿章一下子成了清政府的救命稻草。
为了让伊藤博文相信议和的诚意，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鸿章，于1895年2月13日赐他“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赏还黄马褂”，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办理跟日本议和事务。
旨意一下达，李鸿章的好友、英国人赫德就知道不妙：
“此次和谈必定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和谈者不但会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骂，更会受到政府的公开谴责。
”美国公使田贝也私下劝李鸿章：
“千万别去蹚这番浑水！
”
沉浮政坛多年的李鸿章并非不知道此行的凶险。
只是，对于奉行儒家传统的他来说，自己的老命本来就是君王的。
皇帝的命令和慈禧太后的旨意，他无从拒绝。
这趟屈辱之行，已然成为他的宿命。
留给李鸿章的准备时间很有限，谈判资本更有限，何种妥协才能换来日本的停战呢？
朝廷内部竟然拿不出统一意见。
2月22日，李鸿章参加了御前会议，讨论对日和谈的具体问题，会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允许割地给日本。
军机大臣奕劻认为，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割地问题，但他话锋一转，“比起国家的安危，特别是眼前的危机，割地倒是可以接受的事情”。
翁同龢立即出声反对，“宁可多赔款，也不能割地”。
李鸿章听到这里，连忙表态自己也坚决主张不割地。
可他心里明白，想不割地就让日本人满意，是绝对不可能的。
于是，他提议：
“割地不可行，议不成我就回来吧。
”
讨论到这里，皮球踢给了光绪帝。
割地必然留下千古骂名，光绪帝也担不起这份责任，他奏请慈禧太后决断。
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明白利害所在，故意装病，躲入深宫，交代所有事情听从光绪的旨意。
见慈禧一推六二五，光绪帝只得咬牙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
有了皇帝的决断，李鸿章接下来便频繁拜访美国、英国、俄国等国的驻华使节，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然而，这注定是一场与虎谋皮的生意。
西方列强好不容易等来这个宰割中国的机会，怎会白白放过？
他们表面上敷衍李鸿章，强调干涉中日外交的困难，背地里却争先跟日本人勾结，要求“利益均沾”，一起攫取更多权益。
等李鸿章在各国驻华公使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战争的形势更加恶化。
辽南战场始终无法摆脱溃败局面，被清政府寄予“反败为胜”厚望的湘军，也抵挡不了日军的疯狂进攻。
年轻的光绪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国内那些“主战派”也明白了清朝政府的真正虚弱，他们暂时忘记了此前对李鸿章的大肆辱骂，一同沉浸在失败的痛苦中。
这个烂摊子总要人来收拾。
3月4日，光绪帝终于同意接受包括割地赔款在内的各项要求，授予李鸿章跟日本谈判议和“全权”。
这个国无实力、外无援手的“头等全权大臣”就这样动身了。
“伤心之地”春帆楼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从天津出发，在海上颠簸了5天，19日到达日本小城马关（今下关）。
20日下午，李鸿章在随从伍廷芳、长子李经方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一家有名的饭馆春帆楼。
这个以烹饪河豚而著称的饭馆，就是伊藤博文选定的和谈地点。
伊藤博文在春帆楼热情地接待了自己的老朋友李鸿章。
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
在李鸿章看来，伊藤博文变化不大，是一个见多识广，好打交道的人。
然而，作为中日双方的关键决策者，他和伊藤博文在东亚政治场上的地位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心里明白，伊藤博文之所以选在春帆楼谈判，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地方离伊藤的家乡很近，他能够借此光宗耀祖。
考虑到李鸿章年逾古稀，伊藤博文命人在李鸿章的座位旁边放了一个取暖的火盆。
不过，谈判的气氛可不像火盆这般温暖，而是真刀真枪的较量。
李鸿章率先开口，“按照国际惯例，双方正式谈判开始，两国的海陆军队应即行停战”。
这也是清朝政府此次谈判的主要目的之一，希望让疲弱不堪的中国军队喘口气。
伊藤博文听了，立即采取拖延战术，说：
“这个建议可以明天再议。
”
接着，李鸿章发表了长篇演说，主题是赞扬日本改革的成就，强调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利害攸关，为何不能发展传统友谊，共同进步，对抗西方列强，“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达成共同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
还没等李鸿章说完，伊藤博文就狮子大开口：
停战可以，但前提是“中国应将山海关、天津、大沽三地交由日军占领，中国军队交出武器，而且这期间日本驻军的费用要由中国负担”。
说完他颇为得意地看向李鸿章。
这是他和幕僚经过一个晚上的苦思冥想得出的“高招”，目的是逼迫中国放弃停战要求。
一向冷静的李鸿章脱口而出：
这个条件根本无法接受。
他质问伊藤博文：
这些军事要地日本军队根本没有到达，为什么竟然想凭借和谈占领呢？
就这样，仅仅围绕停战问题，第一天的谈判就陷入僵局。
双方一直争论到下午4时20分，仍没有结果。
最后，李鸿章表示要跟朝廷商议，才能给出答复。
李鸿章将消息致电国内，朝廷也是意见不一，虽然光绪帝希望停战，可此种条件自是万万不能答应。
慈禧太后继续装病，不发表意见。
翁同龢等人毫无对策，军机大臣奕劻等人分别去找英、美、俄、德等国公使，
请求主持公道。
这些西方列强不但不帮忙，反而劝清政府不要提出停战要求。
万般无奈之下，清政府只能告诉李鸿章，放弃停战要求。
伊藤博文十分高兴，下令出兵占领澎湖列岛。
3月23日，日军登陆澎湖列岛，继续侵略战争。
这一切使得和谈毫无作为空间。
谁也没想到，就在此时，历史突然给了李鸿章一个机会。
意外的行刺事件
3月24日下午，李鸿章结束了与伊藤博文的第三轮谈判，拖着疲惫的身子，乘坐轿子，从春帆楼返回在马关的住地接引寺。
此时，他的脑海中萦绕着与伊藤博文的一段对话。
伊藤博文曾经劝他迅速改革中国内政，在这次和谈中，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揶揄道：
如今10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回答：
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
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
如果你是我，（:
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书信）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正当李鸿章陷入沉思之际，一名暴徒忽然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出，对着轿子开了一枪。
这凶手名叫小山丰太郎，是个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和仇华思想影响的青年。
他认为日本军队应该占领北京，政府不应该议和，李鸿章是他眼中继续对华战争的主要障碍。
于是，他决定刺杀李鸿章，结束和谈。
李鸿章呢？
等人们掀开轿帘的时候，发现李鸿章早已昏过去，满脸是血，随行的李经方见到父亲这个样子，差点也昏了过去。
还是伍廷芳比较冷静，试探了一下李鸿章的鼻子，发现呼吸还正常，赶快把他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治疗。
李鸿章真是命大！
这颗子弹居然不偏不倚从他的左颊骨穿过，虽然枪伤面积较大，却没有伤及大脑，他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李鸿章遇刺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伊藤博文那里。
他咬牙切齿痛骂小山丰太郎的愚蠢，因为行刺打乱了他所有部署。
他一直对李鸿章这位老朋友摆出胜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态。
现在，低下身段安抚李鸿章成为他最要紧的事。
他先是派外相跑去探视李鸿章的病情，后来又亲自去了一趟。
对于日本官员的探视，李鸿章一概不搭理，一副命在旦夕的样子，连签字等事都要求儿子李经方代理。
无论出于私交还是为了谈判，伊藤博文都真的害怕李鸿章死在自己眼前。
他赶紧求救于日本天皇，让明治天皇派特使探望李鸿章的病情，皇后甚至亲自为李鸿章制作了绷带。
同时，日本立即审理此案，以谋杀未遂罪判处小山无期徒刑。
对李鸿章来说，只要死不了，行刺事件就是中方最好的喘息机会。
他一面装作“病危”，一面让李经方通知国内赶快联系各国驻华公使，告诉他们日本刺杀使臣，破坏和谈，野心极大。
这一消息立即传遍世界，各国舆论一片哗然，欧美等国纷纷谴责日本，转而同情中国，表示
不能坐视中日谈判不理。
尤其是沙皇俄国，他们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最为激烈，此前一直以为日本志在中国台湾，于是懒得理睬李鸿章的外交求援。
现在得知日本意欲独占在华利益，立即让驻华公使频繁出入清政府的总理衙门。
这一下子，伊藤博文担心了，日本最怕的就是中俄联手。
考虑到李鸿章遇刺毕竟是自己理亏，伊藤博文决定放弃踞地为质的要求，实行无条件停战，但停战范围不包括台湾、澎湖。
3月28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亲自到中国代表的住地接引寺，在李鸿章的病榻前呈上无条件停战照会，规定自即日起停战三个星期，但不包括台湾、澎湖。
中方随员力争须全面停战，被陆奥宗光拒绝。
30日，双方正式缔结了这份停战条约。
翻脸如翻书
抛开甲午战争的失败责任，也不论清政府此前的用人疑人，单就这次谈判本身而言，李鸿章的装病求救，以命相搏，要求停战，成为晚清疲弱的外交中罕见的漂亮一仗，颇有几分反败为胜的感觉。
可惜的是，4月1日，李鸿章离开病榻，中日重启谈判，伊藤博文眼见危机过去，一面为李鸿章修了一条专通春帆楼的秘密小路以保安全，一面在谈判桌上翻脸如翻书。
4月2日，日方出示和约底稿，限3日内答复。
内容包括要求中国割让“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赔款3亿两白银，以及增开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来华开厂等。
面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李鸿章无法压抑自己的愤怒，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说道：
“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
4月15日，李鸿章跟伊藤博文进行最后一轮谈判。
这一次，李鸿章真的连老脸都豁出去了。
他苦苦哀求伊藤博文，包括军费减少5000万两、乃至2000万两也行。
可是，伊藤博文已经从情报部门获得清政府给李鸿章的电报内容，知道无论什么条件，李鸿章都必须答应。
面对一个身体极度虚弱、枪伤未愈的72岁老朋友的苦苦哀求，伊藤博文的冷酷与无耻丝毫没有改变。
仅以占领台湾的日期为例，日本限定一个月内，李鸿章要求宽限时日。
他对伊藤博文说，这已经是你们口中之物，又何必太急？
可伊藤博文说，台湾虽是我口中之物，但未到肚中，难以解饥。
两天后，4月1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李经方等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5月8日，条约正式生效。
《马关条约》的签订，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也为中日两国结下了此后长达120年的恩怨纠葛。
底牌尽在他人之手的李鸿章，无奈地逃离了1895年的这场赌局，回国后抑郁不已，一直称病躲在天津；而伊藤博文却因此受到日本民众盛赞，成为日本全民族的英雄。
《马关条约》签订7年后，李鸿章的好友、文学家吴汝纶率领教育考察团到日本学习先进教育经验。
在马关，他被日本人有意无意地引入春帆楼吃饭。
饭店的老板娘听说中国文坛的著名人物来了，特别备好纸笔，希望吴汝纶留下墨宝。
吴汝纶抬起头来，看见陪同他的日本人幸灾乐祸的表情，挥笔写下“伤心之地”四个大字，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饭店。
此时，李鸿章已经去世。
如今两个甲子过去，春帆楼依旧在马关小城那弯弯曲曲的小道中开门迎客，生意兴隆，而伤心之人，岂独吴汝纶。
（完）
东亚双雄，从相惜到“友尽”
环球人物20XX年5月刊下
春帆楼和谈，距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的第一次见面恰好过去了10年。
初相识时，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伊藤博文是日本参政兼宫内卿；李鸿章62岁，伊藤博文44岁。
两人以忘年交的方式结缘。
10年后，李鸿章咽下《马关条约》这枚苦果时，或许会想不通，为什么他对伊藤博文的情谊，却只换来凌辱？
！
第一次见面惺惺相惜
1884年12月，日本政府利用清政府将部分驻朝部队调回参加中法战争之机，精心策划了朝鲜的宫廷政变，要求朝鲜国王成立亲日政权，这就是“甲申政变”。
当时驻扎在朝鲜的清朝监军袁世凯，见形势不妙，果断率军进驻朝鲜王宫，迫使日方灰溜溜地逃回了国内。
日本武的不成，就来文的。
1885年2月，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出使中国，看看能否空手套白狼，从清政府手里骗取一点利益。
伊藤博文在中国待了两个月，一开始，李鸿章本着照顾他的原则，指示只要日本不添乱，便给予一点实惠。
4月2日，伊藤博文用中文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从北京到了天津，希望能与李鸿章见面。
李鸿章十分欢迎，请他们前来会谈。
这是两人第一次扳手腕。
正是在这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力劝李鸿章迅速改革内政，一语击中李鸿章的心事。
看着比自己年轻18岁的对手，李鸿章多少有些英雄惜英雄的感慨。
为此，他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认为“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应该说，李鸿章的分析与判断不无先见之明。
就在当年12月，伊藤博文成为日本首位首相兼任宫内大臣，着手制定宪法，将已经进行了17年的明治维新推向更深的层次。
伊藤博文也对李鸿章印象深刻。
10年后，伊藤博文对清政府代表团成员伍廷芳“私语”道：
“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
”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敬佩之情，成为两人建立私人联系的基础。
尽管两人互相欣赏，但彼此地位还是在谈判中高下立判。
李鸿章因胜券在握，显得高傲异常。
当分歧过大，伊藤博文以“罢谈”相威胁时，李鸿章勃然变色，厉声喝斥道：
中国并未有错，若谈判破裂，我就只好准备打仗了！
伊藤博文悚然心惊，知道无便宜可占，只好悻悻然做了让步。
最终，双方在4月18日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其核心内容是：
中日均勿派员在朝练兵，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
实际上，此时袁世凯已经控制住朝鲜局面，日本无计可施，李鸿章本应抓住时机，巩固在朝优势，把日本人赶出朝鲜，以绝后患。
但他多少出于爱惜伊藤博文才华，更加看轻了日本的野心，反而将中国的优势拱手相让，赋予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相同的权利，为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
这也是李鸿章首次为“友谊”付出的代价。
篇二：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
转贴：
19世纪中日近代化轨迹的投影
近代化不仅是一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自在的历史运动，而且也是一直明显的凸现出社会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自为的历史运动。
在近代化运动中，人们的社会观念、尤其是居于运动前沿的领导人物和领导集团的主导意识，深刻的影响着运动进程的本质和面貌。
因此，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不仅可以进行诸如洋务运动、戊戍维新和明治维新等中日近代化运动本身的比较研究，而且还应该进行主导中日近代化运动的有关代表人物和政治集团、社会群体的比较研究。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是对19世纪中日近代化全局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通过对他们的分析比较，有助于拓宽和加深对当时中日近代化成败历史的认识。
一、不同凡响和识见有异
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强行纳入世界市场体系和近代国际格局之后，由于两国资产阶级还未产生，居于重要地位的“士”阶层便自然的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历史主导作用。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就是中日两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由“士”成为官僚政治家的开拓性人物。
李鸿章出身于安徽合肥的一个“以科甲奋起”之家，用世的首途是由书生登第进入词林。
他早年师从意欲“补天”的曾国藩，“讲求经世之学”。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相重叠的所谓“内忧”和“外患”交至的形势下，鸦片战争前夕再起的“经世”之风发生了“更法、筹海”到“卫道、救时”，再到“借法自强”的转变。
在这些潮流的转折中，李鸿章展现了“经世”之才，成为一位赏爵封疆、位列阁首的清朝大员。
他对兴办洋务鼓吹之力，建树之多，罕见比匹，故赢得很高的时望和许多并世新人物的尊崇，在同辈达官中，无人可望其项背。
伊藤博文在日本的声望和地位与李鸿章在中国的情况不分轩轾。
他出生于长州藩（今山口县）的一个破落藩士之家。
早年受开国论影响，拜“学兵习儒，兼及洋学”的吉田松阴为师，旋参加“尊王攘夷”、“开港倒幕”活动，明治政府成立后累迁要职。
迨70年代后期“明治三杰”相继故世后，他很快成为日本政界头号实权人物，曾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天皇最信赖的重臣。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确实不同凡响，且很有相似之处。
但他们的识见和政治作为却有殊多不同。
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在“士”的出身上有隆望和破落之别，而根本上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别，以及李所属的中国士大夫和伊藤博文所属的日本下级武士的阶级属性不尽相同。
史实表明，中日两国门户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前，两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两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侵蚀程度有明显的差别。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封建社会结构还相当牢固。
封建阶级内还未异化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反对势力，地主阶级、包括它的士阶层在内尚未发生带有实质性的分化。
用时文和章句取士的科举制度，给士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功名和官职的机会，造成他们对既有封建政治体制的一种向心力，这也有助于阻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所以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除少数象何震川那样低层次的士人附和运动外，大部分封建士人、尤其是科举功名比较高的中上层士人，在起义农民面前基本
上是“铁板一块”。
就李鸿章来说，虽此前已进入翰林院，但他政治上的真正起飞却是从“卫道”、“救时”开始的，50年代办团练成为道员，60年代统率淮军成为督抚。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李鸿章长期“靖内”的经历使他更忠于清王朝，又自恃为强者，并铸成了迷信“官力”和“不以民为重，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其民”的封建官僚本质。
固然，李鸿章曾与其他洋务派首领一起倡始举办洋务企业，为资本主义潮流通过历史关卡不自觉的亮起了绿灯，说明已开始接受某些资本主义影响，但从其为挽救清朝统治而血战的经历和以后的主要政治倾向来说，他只是一位比较具有开拓意识的封建官僚。
近代前夕的日本，由于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侵蚀了封建领主经济，促使了农业商品化的发展以及农民阶层和武士阶层的分化。
一些下级武士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经济状况日益低下并趋于破落。
他们怨恨因出身低微而不能升迁，有的甚至诅咒“门阀制度乃我父之敌”，以致对幕藩体制日益不满，在日本被迫“开国”的过程中，便对现存的封建统治秩序从离心走向对抗。
伊藤博文正是在资本阶级化的下级武士反对封建幕府的斗争中崭露头角的。
他作为奇兵队中坚的力士队队长，坚持支持高杉晋作等人实现了“藩的革命”，首先在长州藩内形成了“开国攘夷的主体”。
在倒藩过程中，他深感必须“明察世界大势，欲与五洲各国并立，就不能以世禄之制建立国政”，为此于明治元年首先提出“废除诸藩”，“使全国政治划一”的建议。
可以认为，伊藤博文的身上虽留有封建武士的胎记，但从其反对封建幕藩体制斗争的经历和以后的主要政治倾向来说，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日本的方向。
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又能动的影响着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
一位政治家的政治主张不仅取决于他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识见，而且在文化素养和文化观念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是沿着传统的科举道路进身的，他的知识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经、史、子、集。
尽管他接受了鸦片战争后的“经世之风”和“经世之学”的影响，但“经世之学”一般是指传统文化中相对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经济”之学和其他切于社会民生实用的“实学”，“经世之风”一般是指传统文化中讲求经国济世、识时知变、重视实学、学以致用的一种士风和学风。
它们本身不是“新学”，也不含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新内容。
随着西学的不断传播，光凭这种传统文化而不直接广泛吸取西学，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学派。
据李鸿章的幕僚范当世说，李在直隶任内，喜看《管子》，甲午战争后喜看《庄子》。
再从李鸿章留存的众多著述来看，他一生言事论政一般都只限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范围内，对西学的了解和称引始终停留在非常浅薄的水平上。
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的开阔和新颖的多。
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不断从洋学中获得启益。
1863至1864年间，他曾留学英国。
时日虽短，但得来的知识和见闻，比之留学之前所学已有霄壤之别。
伊藤博文亲眼看到英国的“统一”和“隆盛”，便决心回国后“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
与李鸿章的“盛年不学”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
据记载，他“不断的读书研究，以致做了总理大臣后，他依然驱车至丸善书店看书。
”为政很忙时，也手不释卷，“对于外国的新闻杂志等他亦极要看”，尤注意“关于远东的纪事”“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官阅览”。
他很爱看《拿破仑传》、《彼得大帝传》等外国“历史传记之类”的书籍，从此类的书中“得到了政治的暗示不少”。
他后来承认，“以前实施了的海防献金和保安条令，均是取法于《加富尔传》和《俾斯麦传》。
显然，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
“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
在维特评价李鸿章5年之后，伊藤博文于1901年9月获赠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学位。
世界近代史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际联系、国际交往的增多和国际竞争的强烈。
一个国家的近代化，从国际关系来说，就是一种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并自立于世界的过程。
因此，当政者具有时代意识和世界眼光对实现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应该认为，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要高出一筹，但是，清末的对外关系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
李鸿章虽以“善待外人”著称，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负，大清王朝重臣的地位，使他长期足不出国门。
他只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才被迫出洋。
先是求和于日，继而乞援于俄。
1896年他由俄赴德访问时，德国内大臣欢迎时说：
“唯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
”亲昵之中不无辛讽之意。
而伊藤博文在青年时就“好和外人接近”。
他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却比李早33年。
留英归国后的40多年间，他又四下西洋，四来中国，总计在欧美考察的时间共达5年半。
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势和各国的情形。
李鸿章向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见称，政治才能也许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或如有的日本论者所说，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
然而他的世界识见和近代头脑肯定在伊藤博文之下。
近代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原则和势力均衡政策等内涵。
岩仓使节团1873年访德时，俾斯麦告诫说，方今世界各国实际上“是强弱相凌”。
毛奇告诫说，万国公法完全“系于国力强弱”，“唯守公法者，乃是效果之事。
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
”伊藤对这些说教心领神会，奉守唯谨。
而李鸿章虽说过“洋人论势不论理”的话，甚至在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鲜局势破裂时，他仍沉湎于“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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