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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读书笔记
马克·布洛赫是年鉴学派的一代史学宗师。
他一生留下来的文字包括《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和《史学论文集》，还有这本我刚刚读完的《为历史学辩护》。
关于这本书，作者自称：
“我所呈现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这是多么质朴无华的比喻啊。
当我在阅读这部书的时候，无时不刻不被作者非凡的洞见所震撼。
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只有娓娓道来的治史心得。
这本小书被称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为后代年鉴学派所发扬光大的总体史思想、长时段理论等均可在此找到源头。
以下便是我的一点读书心得。
第一章、历史·时间·人
历史学家的选择：
在本章的一开始，作者首先与大家一起探讨了一个众多历史学人为之探索终身的问题，即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
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很古老的名词，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变化，“它可以指个人的探索，也可以指社会的探索，他可以指转瞬即逝的震荡，也可指示旷日持久的演变。
”但同时，他又认为研究这些僵硬的定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自己所选择的这样一个特殊领域辛苦耕耘，做出一个历史学家的选择。
历史与人类，历史与时间：
历史的要素为两点，即时间和人。
在关于人类这个历史活动的主体的探讨中，布洛赫说，“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地形特征、工具和及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件、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所有这些东西的背后的都是人类。
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
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
但是史学家并非是在抽象的思索人类，他们必然是把人类这个主体，放在特定的时间内来分析和探讨他们的行为内容影响和特征。
其实，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是离不开时间个基本元素的。
在对时间这个重要的历史要素的阐述中，布洛赫是这样认为的，“历史的时间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现实，他一直向前，不可逆转。
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
”作者还进一步举出了凯撒花费八年时间征服高卢，马丁路德从正统的修道士转变为宗教改革者的十五年艰辛历程的例子，意在表明，历史学家唯有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确切的时间范围内来考察，他们才认为自己窥见了历史的真相。
作为真实具体存在的时间，它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但又是不断变化的。
为此作者又提出了自己新的疑问，即“我们研究的存在理由是什么？
”“假设从时间之流在两者间的联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支配或没支配这一时间长河中产生出来的差异呢？
认识前一段，对了解后一段是必不可少的，还是不必要的呢？
过去与现在的界限，由古知今，由今知古：
在论述了历史学及它的两大要素——人类与时间的内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之后，布洛赫着重探讨了时间概念中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问题。
作者分出了三个小节加以阐述，即“过去与现在的界限”“由古知今”“由今知古”。
在第一个问题的论述中，作者重点批驳了在学界泛滥的一种把现实与历史割裂开来的观点。
作者在小节的一开头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由于过去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在，那么我们就该相信历史的解释毫无用处吗？
”他认为自莱布尼茨和密芝勒之前，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就像密芝勒在《人民》一书的开篇所写的那样，“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作者也是在借用这句话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但是自这之后，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逐渐的扩大了历史与现实在人们心中的差距。
“人们开始相信，了解先辈丝毫无助于解决当前人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对最近的事件不可能做出真正客观的研究。
”更为严重的是即使是在专门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史学届，这样的观念也在逐渐的侵入。
总之这些观点显然是把我们的现实世界视为与过去完全脱离的。
在对“由古知今”和“有今知道古”两个问题的论述中，作者认为，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十分紧密的，古今之间的关系也是双向的。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
作者首先批驳了一种所谓的“当代社会可以自我的理解”的观点。
这种观点以一种奇怪的前提为依据，“他们设想在一代或者两代人之间，人类事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来势凶猛，而且是总体性的。
”这种观点强调了历史的突变性，而忽视了历史传承性，即古今的内在联系。
作者举出了法国北部田地七零八落、奇形怪状的划分的例子，针对这种情况，包括农业科学家在内的许多人都对此十分不解。
作者用戏谑的口吻指出，“如果他们多了解一点历史，如果他们询问过一个恪守几百年成规的农民，就不会有如此多的疑惑了。
”由此可见对历史的了解对于解决许多当前行为的困惑是多么的重要。
由古可以知今，同样由今也可以知古。
作者指出，历史感的培养并不是只局限于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关的当今知识往往能够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的帮助人们了解过去。
因为，只有置身于现实，人们才能感受到生活的内在本质，而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情景，是要靠想象力才能拼接形成。
“我多次读过或叙述、描绘过战争，可是在我亲生经历可怕而又令人厌恶的战争之前，我又是否真正懂得战争一词的全部含义呢？
军队被围困，国家遭惨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亲身感受1918年夏秋胜利的喜悦之前，我是否真正理解胜利这个美好的词语所包含的全部含义呢？
”作者用这一席话，强有力的阐明了对现实的关注与对历史的把握之间的内在联系。
它还举出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我和亨利·皮雷一同去斯德哥尔摩一同游览，快到那儿的时候，他对我说：
‘我们先参观什么地方呢？
好像那里新造了一座市政大厅，我们先看那里把。
’似乎是为了打消我的惊愕，他又说：
‘如果我是一个文物说藏家，眼睛就会光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
’”布洛赫认为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是一个历史学家应具备的最主要的素质。
他热情的赞美这种素质，将其称之为仙女的礼物，是在摇篮中得之天授美好品质。
第二章、历史的考察
历史考察的一般特征：
布洛赫在总结历史考察的基本特征时引用的是弗朗索瓦·西米昂的一句话，“对历史上人类全部活动的认识，包括对当今人类的大部分活动的认识，都是对其活动轨迹的认识。
”“这就是历史观察的最基本特性。
”作者进一步加以阐释说，“无论是代表一种习俗的词语之形成与用法，还是古代或近代一些事件目击者的著述，如果他们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感觉来认识的遗存的“轨迹”或者痕迹的话，那么我们所谓难以获得的“史料”究竟意义何在？
”
一般人都认为历史考察具有“间接性”的特点。
作者也深表赞同。
这个也不难理解，因为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一般的史学爱好者，他们了解历史的途径多半是通过前人记叙的各中形式的文字材料的研究来实现的，他们只能通过前人的眼睛来了解历史，所以是间接的。
但是与大众的认识有所不同的是，作者企图用一种特殊的视角来解读这种“间接性”的问题。
“人们对过去的观察，即便是遥远的过去，其行为也并不总是间接的，因为人们有时可以通过一件历史器物直接推断历史真相，而并不需要前人的解释。
”为此作者列举了几千年前的叙利亚城墙内小孩的遗骨和迦勒底罗马贵族墓穴中的绿卡是项链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证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对历史考查的过程，就是一个为破解过往时代历史之谜，寻找证据的过程。
布洛赫将形形色色的历史证据加以划分，归纳为两大类，一类被称之为“有意的证据”另一类则是“无意的证据”。
“有意的证据”是那些作者有意为之著作或回忆录，他们创作这些作品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
“无意的证据”是指官方档案、文件或者私人信件等，这都是当时的人们无意中留下来的。
相比较而言，不难看出，无意的证据更为可靠。
当然即便无意的史料也会有很多错误，所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然不能轻易相信自己手中弄到的历史材料。
面对手中掌握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材料，人们应当用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必须质疑问难、反复论证，从而挖掘出“它们不愿说出的东西”。
诚如作者所言：
“中世纪的作家撰写了许多圣徒行传，它们自以为描述了这些虔诚人物的生涯，但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实质的东西。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我们把这些传记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材料来加以参照的话，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
尽管我们难免受到过去的制约，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比他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的说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
”
史料不仅真伪难辨而且类型繁多。
而几乎所有重大的人类历史问题的研究都要求掌握这些不同类型的证据，那就要求史学家掌握许多研究甄别史料方面的技能。
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称之为史学家的专业技能，其中包括语言学技能、归类划分技能、工具书查找技能等等。
史学家们要想在自己耕耘的领域内获得一定的收获，掌握一些这类相关技能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又冷静的指出，“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的使学者多才多艺，他们仍然会很快发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
看来只有以合作的方式取代个人掌握多种技能的做法，舍此别无它途。
”由此可见，作者十分推崇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合作精神，并指出这将最终成为未来历史学的主流。
证据的流传：
在接下来的本章第三节“证据的流传”中，布洛赫进一步的讨论了史料收集即相关问题。
他首先肯定了工具书的编写和使用在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这些工具书包括档案图书目录、博物馆索引、各种各样书目提要等等。
编写这类工具书需要耗费作者大量时间，同时掌握这些工具也将消耗人们大量精力。
但作者继而又很无奈的指出目前人们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往往只注重历史著作本身，而缺乏对工具书的应用能力和编写热情。
“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这类实在是太少了，最近这段时期则更少，尤其是在法国，这类书的编写几乎没有一个合理而全面的计划，出版社也时常削减这类书的出版。
”不难想见这种情形将会带来严重的代价，将直接导致研究工作中事倍功半情况的发生。
其次布洛赫还谆谆告诫学者们，在进入他们所立志要开拓的领域之前，应当对他们即将面临的工作有一个初步的设想，倘非如此，工具书再好再多也无济于事。
“事实并不像有些初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史料会如同神仙变物那样突然变成你想要的东西。
史料能否从这家档案馆或者那家图书馆的角落里被发掘出来，全靠人为的因素，对此应该加以研究。
”“今后社会应当有组织地控制有关资料，以使人类更理智的认识自我，人们应当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保持与时人及与后人之间的信息公开，这将会使人类文明向前越进一大步。
”
第三章、历史的考证
考据方法的历史概要：
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的真相，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适当的历史材料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样的材料必须是真实反映历史现象的。
“只有真实可靠地材料才能反映出真实可靠地历史，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中，必然的充斥着许多有意或者无意为之的虚假内容，这就要求历史学家们各尽所能去区分辨别，这种辨别真伪的过程我们通常称之为考证或者考据。
在本章中作者就历史学考据的一些方法和原则作了详尽的阐述。
历史的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鼎盛时期是17世纪的下半叶。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考据学家，例如帕佩布洛克，马比昂、理查德·西蒙。
正是这个时候确立了考据方法的基本原则。
但是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并不是十分注重考据。
在他们看来考据实在是太繁琐了，甚至于对别人的考据成果也不屑一顾，甚至将整理史料与编纂史书完全割裂开来，从而导致严重后果的产生。
“直到19世纪，人们才又开始重新认识到考据学的重要性，为了抵消这些危害，人们做出了不懈努力。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德意志学派、勒南、浮士蒂尔·德·古朗治。
“历史学家又被召回到了工作台边。
”然而此时也并未达到历史学研究的理想状态，许多研究工作仍处在盲目徘徊中，并不能明确其用途何在，“即便是一些出色的历史学家也免不了画地为牢的陋习。
”
最后，布洛赫认为在考证历史史实时，历史学家首先需要具备怀疑的精神，这是辨别真伪的前提。
当然怀疑的精神最终还是要落到考证的实际行动中，只有这样历史的考据学才可以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通常情况下人们是依赖常识来考察事物，其实这是十分不可靠的，“实质上，所谓的常识往往不过是一些荒唐的假设和仓促归纳出的经验的混合物。
”
辨伪正误：
在辨伪正误的过程中，“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有意作伪，这也是所有歪曲证据的毒素中，最为致命的一种。
”作伪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假冒作者和年代，用法律的语言来说就是犯伪证罪。
“有玛丽·安托万内特签名的信件并非全是她的亲笔信，其中有些是19世纪的伪造品。
”第二种形式是内容的不实。
“《高卢战记》的作者是没有争议的，但凯撒有意识的在书中歪曲和隐瞒了大量的事实。
”这些就需要历史学家擦亮眼睛来加以鉴别，当然光做到辨伪还不够，必须由此深入下去，进而揭示做伪的动机，“只要资料有作伪的可能，作伪背后必有难言之隐值得分析，可见证明了它是伪造的，工作才完成了一半。
”
考据的逻辑方法：
“考证涉及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绝对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
总之，如果要加以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
”布洛赫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考证历史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把它们放在年代的体系里或者同一时代的统一体中加以考察。
从两种或多种史料中找出唯一的原型，借此来辨明史料的真伪。
因为，“在同一社会的一代人中流行着同样的习俗和技术，他们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任何人都难以自觉的背离共同的习惯，这是社会学的基本原理。
”“考证就是把同与异、一与多的自觉抽象作为依据。
然而这个规则也不能被刻板的而理解和应用。
”一份新发现的史料与其他有关事物之间存在表面的矛盾，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暂时还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
比如说，“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用法语起草的1204年以前的特许状。
假如明天有一位学者抛出一份1180年用法语写的特许状，我们该断定他是伪造的，还是承认自己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呢？
”“由此可见一门科学若局限于前篇一律地陈述可以知预知的东西，那么，这门科学将毫无吸引力。
”
其次，布洛赫还强调，我们还要注意史料考据中巧合现象的发生。
考据学通常把那些同时重复出现的事件叙述和词语视为抄袭。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排斥某种确有的巧合现象。
当然，也不能简单的承认巧合具有普遍的可能性，否则，“史料的考证就会永远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动摇不定了。
”
在对本章作结时，布洛赫意味深长的说道，“不仅是历史学，其实其他任何学科都应当具备这种考据的精神，考据学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辅助学科，他有着广阔的前途，借助于考察水平的精益求精，历史学将自豪的为人类开辟一条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崭新大道。
”
第四章、历史的分析
评判还是理解：
人们常把历史学家比喻成历史的判官，因此从古至今，历史学家们都以秉笔直书为原则相标榜。
希罗多德早就说过“如实记载”，告诉学者们应当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来对待历史。
兰克也说过诸如此类的话“如实直书”，换句话就是说史学家应当以事情的本来面目来记述历史。
诚然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应当做到的。
然而，自古以来，不畏权势的法官就很少见，刚正不阿的史官亦屈指可数，很多情况下偏见和武断的评判使得历史研究黯然失色。
布洛赫对此深表无奈，“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
……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
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
而且，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
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
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发慈悲吧！
仅仅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一回事就行了嘛。
”这是多么深刻而又有力的控诉啊。
布洛赫认为“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他希望历史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不应狭隘，不要轻易指责，应该尊重多元化。
对历史上的事物采取理解的态度会有助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并促使我们对现在的事物也采取理解的态度。
一方面要如实地理解过去，一方面要通过历史知识使得民众尊重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达到互相理解，相互体谅，防止或缓和各种冲突。
“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
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
甚至在诉讼时，人们也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
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人，如外国人，如政敌，几乎毫无疑问是恶人。
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
”
从人类功能的多样性到人类良知的一致性：
当然，理解并不是被动的。
与自然界一样，人类现实生活纷繁复杂，气象万千。
布洛赫说道，“文献资料就像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插入的一张张草图，它们从不按理智的需求组成其题材”“难道我们能不加选择和整理的就按原来混乱的形式照单全收吗？
这样做历史将毫无清晰度可言，也无法揭示由自然亲和力与内在联系构成的真正历史脉络，取而代之的只能是肤浅的大杂烩。
”是的，与任何学者、任何正常的思维一样，历史学家也要对史料进行选择和分类，找出相似之处，以便进行比较和研究，这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专业化。
但是同时我们又要清晰的认识到，我们乐于把史料进行选择和分类，让我们的工作更加专业化，实质上只是为了方便起见。
但我们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把他们重新联系在一起，“要知道有血有肉的人才是我真正要进行研究的目标。
”“科学将现实分解成部分，这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专业化犹如聚光灯，其光束应当不断的相互交错，互相聚合，假如每一个操作聚光灯的人都声称自己已洞悉一切，每一门学科都妄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那就太糟糕了。
”文明与人一样，绝不像机械排列的单人纸牌游戏，就事论事、支离破碎的认识绝不会导致对整体的认识，它甚至对部分也不能认识清楚。
总之唯有经过分析才能重新组合，分析才能让我们看清错综复杂的网络。
辨明其中的内在联系，而整体把握感知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术语：
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布洛赫与我们一起来探讨了历史学研究中的术语问题。
面对大量的历史史实，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更为周密的分析方法。
“必须区分形成政治体制的各种机构和形成宗教的各种习俗、信仰及情感，必须从整体着眼，分清这些部分事实与同类事实之间的异同。
”实际上，分类的所有问题都与术语这个基本问题有关。
分析首先需要适当的语言工具，这种语言能简明地表述事实的概要，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弹性，以便在进一步有所发现时仍能调整适应。
总而言之，术语应当简明扼要。
但是“历史学中术语的使用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历史学的大部分词汇均取自其研究的论题的本身。
被历史学吸收的这些词汇经过长期的运用，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更多的含义本来就模棱两可，并不是那些经过专家严格整理的表述系统。
”有时候相同的术语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含义，因为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因袭的传统，很多情况下，事物发生了变化，其名称却并未发生变化，大多数人在语言方面是缺乏创造性的。
也有一种情况是事物的名称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甚至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某些词语会最终消失。
诸如此类的原因将使得历史学研究中词汇的统一性变得十分艰难，这与像物理和化学那样的自然学科不同。
还有，历史学研究中还需要过民族语言这一关。
不难理解，制度、信仰、习俗之类东西在特定的社会里起着极大的作用，要将这些词语译成另一个国度的语言难度很大，并且很容易出错。
因为，对应的词语必须以相似性为前提。
在确实译不出的情况下，为了正确的解释，有时候只好用原词，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惯例，“我们不能总是把这些问题推给读者。
”我们必须在正确的了解事物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术语，“虽然有时候这样的标签选的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总归是有一个共同的标签。
在这方面，消极无为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
第五章、历史的因果
布洛赫告诉我们，不管是什么科学，他们都会用“为什么”“因为”这些词来进行思考。
人类本能的要求了解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也自觉地用因果关系去探索和认知事物，史学家也无法回避这种共同的思维规律，也必然地将它做为历史认识的工具。
作者进一步指出导致某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
“现实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各种因素往往汇集在一起作用于同一事物。
”“历史学就是要探索错综复杂的原因，它并不害怕发现原因的多样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
”然而许多人在探索历史真相时过分的迷恋于寻找单一的原因。
他们固执的认为真相的原因只有一个。
作者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们在分析事物原因是总是不由自主的将原因划分为“条件”和“最重要原因”这两大类，而且喜欢把这种分类绝对化。
这种划分“显然含有非常任意的成分。
”
本章是一章未完成的章节，在本章的最后的文字中，作者这样写道：
“总而言之，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这句话也是一代历史学大师一生中留下的最后文字，也许就是在此刻死神降临了……1944年6月16日，马克・布洛赫——一个热爱和平的战士，在德意志法西斯的屠刀之下慷慨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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