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金银器看丝路与中外文化交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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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金银器看丝路与中外文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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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前金银器的发展

黄金制品早在公元前5000年的古埃及就已出现，银器也早在公元前4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已出现，以后在古希腊、古罗马、波斯、萨珊等文明中人类已广泛使用金银器。

中国最早使用金器是在商周时期，距今有3000多年，银器则在春秋战国时期使用。

当时金器主要是小型的装饰制品，形制工艺比较简单，器形小巧，纹饰也少见。

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金制品是甘肃玉门火烧沟夏代墓葬出土的金耳环，北京市平谷刘家河商墓中出土金臂钏、金耳环、金簪等，它们的制作似用锤镍法、范铸成型。

在山西保德县林遮峪商墓中发现了金丝，说明人们已可将黄金加工成细丝，当时工艺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错金银器大量使用，黄金、白银产量增长，在上层社会中使用比较普遍，它既是诸侯贵族之间相互往来的礼品，又是祭祀用品。

北方匈奴地区同样出现了金银器，均具有草原文化的特色。

在先秦地区，陕西凤翔秦都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凤翔西村战国墓等均发现大量金器，主要有金节约、金带钩、金虎、金柄铁剑等。

河南洛阳辉县与河北平山县等地也出土大量金器。

秦朝金银器在制作上已综合使用铸造、焊接、掐丝、嵌铸、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

汉代国力强盛，金银器的制造量很大，考古发掘资料得知，在全国近20个省份的汉代墓葬或遗址中出土过金银器，无论数量、品种还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

汉代人们认为黄金饮食器有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功效。

另外，私自制作金银器成风，如《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六记载，汉光武皇后之弟郭况“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人，以金为器皿，冶铸之声，彻于都鄙。

”曾在西安市北郊红旗机械厂南一次就出土金饼多达近300块，还在西安南郊沙坡出土过金灶、金印，鱼化寨出土过马蹄金等（金饼、金灶、金印、马蹄金现藏西安博物院）。

从全国范围看，出土的数量很大。

工艺技术除继承前代以外，还将金制成金箔或泥屑用于漆器和丝织物上，以增强华丽感。

特别是金银工艺本身逐渐发展成熟，脱离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走向金银独立发展的道路。

汉代多以锤镍、焊接法成型，范铸成型减少，并掌握掐丝镶嵌，可以熔金为珠（炸珠），焊缀成联珠纹、珍珠底纹等。

上述金灶表面纹饰就属于这类装饰，形制精巧玲珑，色泽富丽。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战乱不息，但是社会仍在发展，对外交流扩大。

北魏时期与西亚波斯萨珊帝国来往频繁，历史文献对波斯萨珊帝国物产，尤其是金银器多有记载。

当时佛教与佛教艺术的传播，使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空前发展，同时金银器生产进步，数量增加，风格新颖，技术工艺更加成熟，器型与纹样又有创新。

《洛阳伽蓝记》载：

北魏河间王元琛好马，其喂马用银槽，拴马用金锁环，所藏金瓶银瓮100多口，还有很多金银餐具、酒具等。

这类事例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很多，可以看出当时上层贵族使用金银器的情况。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出土的金银器全国各地较为普遍，数量丰富，这些金银器有的既具有中原汉文化特色，又兼北方少数民族风格，有的器物的造型与纹饰具有明显的外来色彩，装饰题材为忍冬、莲花、飞天等佛教艺术图案，反映出这段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互相交流融合。

例如西汉男童带翼鎏金铜人，高2厘米，西安市红庙坡出土（图1），十六国铜鎏金坐佛像，高13.2厘米，西安市东门外废铜收购公司征集（图2）。

大唐盛世下的交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各个艺术领域，包括金银器工艺也呈现出雄健奔放、饱满瑰丽的特征，金银器曾在当时政治、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代社会繁荣，矿藏开采与冶炼工艺技术提高，金银器兴盛发展。

皇室贵族生活奢侈，显耀豪华，讲究排场，每宴动辄邀请数十人至上百公卿大臣，耗资以数十万贯计，如此的宴会大量使用各种金银饮食器，从“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的诗句可见皇宫贵族生活的豪华。

金银器也大量用于赏赐、馈赠、进奉以及在对外交往的政治活动中使用，其社会功能往往超过了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

例如西安博物院藏双鱼纹蔓草纹银盘，从外底錾刻的铭文中得知是朝议大夫李勉奉进的珍贵银盘，以求升职、高禄。

在外交往来中，唐王朝经常以金银器作为礼品馈赠周边少数民族，如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封契丹首领李过折为北平郡王，同时赐锦衣一身，银器十事，彩绢3000匹，可谓奢华。

在都城长安（今西安）及附近也出土了极丰富的唐代金银器约有20余处，如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270余件，1963年春西安沙坡窖藏出土金银器15件，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窖藏出土金银器7件，1982年西安电车二厂工地窖藏出土金银器12件等。

从中可见唐代金银器使用的盛况以及在当时的社会作用。

唐代金银器的器型丰富多样。

以上介绍出土的金银器绝大多数是国内制造，也有外来制品，但是这些国内制品或多或少带有外来文化的元素。

中国的金银器在汉唐时期特别是唐代与外来金银器的输入有很大关系，从造型与纹饰上可以看出外来文化的影响。

历史文献对于唐代外来金银器的输入有着较具体的记载，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有粟特、萨珊、罗马、拜占庭的金银器，有的金银器带有印度、贵霜、恹哒、突厥等文化的因素。

现从中选三类器物为例，介绍外来金银器对中国金银器及其他材质器物的影响。

1.长杯类

唐代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图3），口长径10.2厘米，高3.8厘米，1970年10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白玉质，八曲椭圆形，口八曲，腹部有四条凹凸弧棱相连，腹部短径相互对称，下设圈足，腹外壁雕琢忍冬卷草纹。

同时还出土造型相同的水晶八曲长杯，质地透明。

从这两件器物的造型看，不是中国传统的器型，而是明显的外来文化器型。

长杯来自公元3-8世纪萨珊王朝时期的器型，故称“萨珊器”。

大同北魏城址曾出土一件银质长杯，被考定为萨珊银器或中亚银器，北魏时期传入我国，时间不晚于6世纪初。

齐东方先生《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中的《萨珊式金银器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和演变》一文中也有介绍。

在我国新疆库车克孜尔第38窟主室顶4世纪（十六国时期）壁画中，可见有供养人手持长杯图，是我国较早使用的文物例证。

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一文中介绍了山西大同北魏遗址出土的八曲银长杯，文中述及长杯的渊源：

“从中国出土的遗物和上述学者的研究，我认为多曲长杯是产生、流行于萨珊的银器”。

在出土的北周、隋时期的安伽、虞弘、史君等墓的石榻屏风与石椁上的雕刻图中，也有舞者手持长杯舞乐饮宴场面的刻画。

西安博物院所藏银长杯有素面八曲银长杯（图4），高2.66厘米，短径6.3厘米，长径8.96厘米，2002年西安市长安区祝村乡羊村出土，口呈八曲椭圆形，杯体较浅，曲瓣对称，凹棱向器内，两侧曲瓣的曲线不到底，而横向分层式曲瓣，圈足脱落，但从痕迹看应为椭圆形圈足；鎏金摩羯纹银长杯（图5），高4厘米、口长径12.7厘米、宽径7.1厘米。

上面錾有摩羯、狮子、鹿、仙鹤等纹，还有仕女乐舞纹，多为中国传统纹饰，椭圆形圈足巳残缺。

还有双鱼荷叶纹银长杯（图6），鸿雁黄鹂纹银长杯、鹦鹉纹银长杯等。

以上唐代银器的造型纹饰都深受萨珊银器的影响。

在唐代李寿墓与懿德太子墓、房陵大长公主墓的石刻棺椁和壁画中均有侍从手持长杯图，其出现与流行时间应是8世纪中叶以后到9世纪，它们的时代有先后，造型也有区别。

银长杯在唐代经过模仿和改造，为了适合中国人的习俗与实用要求逐渐改进，形成一类“曲瓣不那么明显凸鼓，曲瓣又减少至四曲”的造型，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银长杯造型、纹饰的变化对当时的瓷器也产生了影响。

瓷长杯在唐代亦流行，很多著名瓷窑均有烧造。

1983年湖南唐长沙窑共出土18件瓷长杯，其中蓝家嘴遗址出土的一件，器高6厘米，最大口径13.4厘米，薄胎，杯口作海棠形，杯心印莲花，喇叭形圈足，施青釉；上海博物馆藏越窑青釉海棠式长杯，高10.8厘米，最大口径32.2厘米，敞口，口沿外稍内收，腹壁呈弧形下收，圈足外撇，整体造型规整，线条流畅，酷似一朵盛开的海棠花；陕西省耀县黄堡窑出土两件青釉长杯，均残。

当时著名的北方邢窑、定窑等也都烧制长杯。

唐代中晚期流行的长杯的影响还及于玉器、料器、铜器等，上述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与水晶八曲长杯即是借鉴银长杯而琢制的。

2.多曲碗盘类

白釉花瓣口瓷盘（图7），五尖瓣，高3.4厘米，口径13.5厘米，造型规整而优美，釉白闪青，晶莹温润，如盛开的白色花朵。

其“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白如雪”，盘底刻有“官”字，出土于西安市北郊火烧壁村，时代为晚唐时期。

同时出土了多件白釉花瓣口碗盘器。

正如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中所言：

“到了晚唐，碗的形式越来越多，计有荷叶形碗、海棠式碗和葵瓣口碗等。

”这类碗盘在唐代早期未曾发现，是受当时花瓣形金银器影响而烧制的。

1970年西安市西郊出土八瓣葵花形银碗（图8），高4厘米，直径11厘米，八瓣葵花形口，碗体八曲瓣，腹微曲，较浅，喇叭形圈足，足底施联珠纹，器腹内外凹凸起伏明显，碗内心有两层联珠纹，外绕忍冬缠枝纹，锤击成型，花纹平錾，纹饰涂金。

西安市南郊沙坡曾出土鹿纹十二瓣银碗，侈口，口沿以下内束，腹部十二瓣，碗心錾刻花角鹿一只，经过专家学者从造型与纹饰分析，认为以上两件是粟特地区制造，为西方输入器，制作时间约为7世纪前半叶。

在山西太原发现的隋虞弘墓出土石椁的后壁上有彩画石刻宴饮图，图中对坐宴饮男女手持多曲杯。

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件鸿雁折枝纹四花瓣碗，口外侈，深腹，内底饰展翅飞翔的鸿雁，衬以折枝团花，内腹一周饰团花四枚，口沿饰一周仰莲瓣纹，底錾铭文“马马明”三字，圈足内刻“九两五钱”，明确属国内制作器。

还有西安市西郊何家村、西安市东郊沙坡村、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省蓝田县杨家沟等出土相关器物，其造型相似，明显受到了中亚粟特式多曲银碗的影响，应是8世纪中叶以后器。

花瓣形口瓷碗为唐代晚期常见器型，同时出现了花瓣形口瓷盘，南方著名的越窑、龙泉窑、长沙窑和北方著名的邢窑、定窑、巩县窑、耀州窑等均有烧造，虽然釉色不同，但是碗盘造型都与中亚多曲式碗盘相似。

将这些花瓣口银碗按时代先后进行排列，可以看出这类银碗的多曲造型是由多而密向少而疏发展，由分瓣凸鼓与内棱深凹向分瓣不明显发展。

到8世纪中叶以后，多曲碗为四瓣、五瓣或多瓣造型，有的在口沿处分瓣形，在腹部不分瓣或分瓣不明显，仅有一竖直棱道。

在模仿中，工匠不断改造着多曲造型，使其成为花瓣形，如同花朵的银碗遂在中国流行。

唐代晚期烧制的瓷器常仿金银器，流传广泛，促进了瓷器的发展。

江南地区的越窑是青瓷器的代表，1987年陕西省法门寺遗址唐代塔基地宫出土一批有明确纪年的越窑秘色花瓣口瓷碗，确切年代是唐懿宗成通十四年（873年）之前，即迎佛真身舍利到大内之前，应属晚唐时期。

秘色五花瓣形瓷盘（图9），口径25厘米，高4厘米，底径14厘米，五花瓣形口，斜弧形壁，浅腹，玉璧形底，通体施青釉，青中闪黄。

直到五代、宋及以后，这类碗盘依然流行，内蒙古哲里木盟陈国公主墓（北宋时期）也出土了越窑秘色瓷花瓣口青瓷碗。

陕西省耀县黄堡窑遗址也出土有五代、宋青釉花瓣口瓷碗，1954年陕西彬县出土宋耀州窑青釉六折洗（图10），这些瓷碗的形制与外来金银器碗的区别更加显著，多曲减少，腹部凹凸不明显。

3.执壶类

银鎏金带把执壶（图11），1983年宁夏固原南郊乡深沟村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高37.5厘米，最大腹径12.8厘米，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带流口、束长颈，流肩，鼓腹，最大径在下腹，细带节高圈足，呈喇叭形。

曲形把，把的上端与肩相接，下与腹相连，最上处饰一胡人头像。

在肩部、胫中部与圈足下沿处各有一周联珠纹，腹部捶打三组六位人物，为男女相对站立，均为胡人形象。

经过学者研究，此器应属萨珊器，时代应在7世纪或略后。

还有一件银带柄执壶，又称“胡壶”或“胡瓶”，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曾出土，口有流，束颈，圆鼓腹，圈足外撇，足底沿联珠围绕；把手上端和口缘相接，下端与腹部相连，曲形上端置一胡人头像，鎏金，属粟特银器。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

唐玄宗曾“赐安禄山金花大银胡饼（瓶）”。

唐代房陵大长公主（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双室砖墓的壁画中，前室东壁南侧及后室北壁绘有持胡壶的侍女行走图，这说明唐代贵族在唐早期就已使用胡瓶。

唐代也出现了瓷质胡壶，西安东郊韩森寨与郭家滩唐墓都有出土，分别是白釉荷叶形口执壶和黑釉荷叶形口执壶，现藏西安博物院。

两件造型相近，口为荷叶形，缩颈，鼓腹，圈足，柄上端与口连接，下与腹连接。

近几十年来黄堡窑出土荷叶形执壶多件，有白釉器、黑釉器、茶叶末釉器等，均属唐代晚期烧制。

瓷龙把壶（图12），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安唐墓出土，高31厘米，底径8厘米。

荷叶形带流口，束颈，鼓腹，最大径在腹下部，高圈足，束胫，足外撇，龙形把手，龙口含口沿，龙尾与肩相接。

颈、肩与胫各施阴线弦纹，其龙体、肩、下腹等均贴塑圆形饰物，腹部贴塑双层莲瓣。

从造型上看，其与萨珊银带把壶相近，特别是胫部内束较高，特点明显，可以看出其已成为生活实用品。

又如西安博物院藏唐三彩凤头壶，1959年于西安市西郊三桥镇唐墓出土，高34厘米，壶口为凤首，双目圆瞪，口含宝珠，长颈，扁椭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曲柄，柄两端分别与壶口与肩部粘连，腹部两侧纹饰为凤鸟纹与骑马狩猎纹。

这类胡瓶在中亚、西亚常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传人我国。

唐代的瓷或三彩带把壶发现不少，名称不一，但是造型与银胡瓶相似，将其细部，如口、颈、腹、把、足与外来的银胡瓶对照，不难发现，由于当时的使用习俗不同，所用原料不同，制瓷过程除了塑造，还要经过焙烧，造型的某些细部省略，或经改造与美化，因而瓷或三彩带把壶的形制与外来的银胡瓶有差异。

总之，从整体器型看，瓷或三彩带把壶是受粟特银胡瓶影响，或受萨珊银胡瓶影响而烧制的，带有外来文化特征。

此外还有料（玻璃）胡瓶（图13），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安市征集。

高15N米。

荷叶形，带流口，束颈，丰肩鼓腹，平底，曲形把，把上端与口沿下相连，下与肩相接。

其造型与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银带把壶造型相近，这类壶在中亚、西亚常见，是代表性作品，7-8世纪传入中国后就出现了瓷与料制品。

小结

我国古代金银器上的许多纹饰系外来纹饰，如金银器的联珠纹，来自于波斯萨珊和粟特；忍冬纹、葡萄纹及其上面带有的走兽纹饰都是西方传入；缠枝纹是随佛教艺术的传入而出现在中国器物上；摩羯纹，长鼻利齿兽首，鱼身，鱼尾，这些是印度神话中的动物纹饰，也是随着佛教传人中国。

当时国内的金银器在原传统的装饰中增加外来纹样，使其纹饰更加丰富多彩。

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技术有些来自西方，如金银器锤镍工艺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的西亚、中东地区。

中国古代金银器工艺是在青铜制造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代，金银加工工艺中出现锤铼技术。

唐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此工艺得以推广和提高。

唐代的掐丝、镶嵌、炸珠工艺在两汉时期或早些时候由西方传人，工匠对外来的金银器制作技术和装饰工艺加以仿制和学习，同时结合传统器形与纹饰加以融合改进，使古代金银器制作呈现新的面貌，出现新的器型，金银器制造工艺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极大地推动了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陶瓷等工艺美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