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的艺术特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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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的艺术特色
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的艺术特色
摘要：
悲剧作为一种特定文学体式，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习趣等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艺术特征。
中国古典悲剧源于戏曲中的苦情戏，意在通过伦理美德来打动观众，突出其美感教育作用。
本文试图对《窦娥冤》文本进行具体的分析，从悲剧的主人公选择，悲剧的题材，悲剧冲突，悲剧的结局，悲剧的效果这五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悲剧艺术特色。
Abstract:
Asaspecificliteraturestyle,tragedywouldformvariousartisticcharacteristicsowingtothecertainaspectsofdifferentpeoplesandcultures,suchaspolitics,economy,historicalconditions,nationalcharacters,culturalqualities,aesthetichabits,andsoon.TheChineseclassicaltragedyisderivedfromtheafflictiondramaintraditionalChineseopera.Itisintendedtoimpresstheaudiencebytheethicsandvirtue,highlightingitsroleinaesthetic.Thispaperisattemptstoanalysethe“SnowinMidsummer”concretely,inordertoexploretheartisticfeaturesoftheChineseclassicaltragedyinthefollowingfiveareas:
theselectionofthehero,thetheme,theconflicttheoutcome,andtheeffectofthetragedy.
关键字：
中国古典悲剧主人公题材结局效果大团圆
悲剧一直是西方文学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型,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起源于酒神祭。
它旨在通过高度强化的审美形式,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和悲伤,唤起一种使人惊心动魄的深度美感。
悲剧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习趣等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艺术特征。
西方悲剧诞生于庄严的宗教氛围中，追求通过“怜悯与恐惧”，使观众的感情得到“净化”；中国悲剧源于戏曲中的苦情戏，意在通过伦理美德来打动观众，突出其美感教育作用。
恰如著名的戏曲理论家王季思先生在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的前言中所说：
“中国古典悲剧，是我们文明古国百花园里的一树奇葩，它融汇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地精神，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芳香，又具有我们自己的民族形式和独特的艺术风貌。
”①
而在众多的中国古典悲剧作品中，元杂剧的奠基人关汉卿的《窦娥冤》是最有代表性的杰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②本文试图对《窦娥冤》文本进行具体的分析，从悲剧的主人公选择，悲剧的题材，悲剧冲突，悲剧的结局，悲剧的效果这五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悲剧的艺术特色。
一、悲剧的主人公选择
悲剧人物是指在全剧中居主导地位的悲剧主人公,悲剧以他们为中心组织情节,表现主题。
《窦娥冤》中的主人公窦娥是生存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恪守封建道德的她是典型的全贞全孝的化身。
①贞洁观——在地痞流氓张驴儿的淫威逼迫下，窦娥不但坚决维护自己的贞洁和名誉，立志守节，从一而终。
【隔尾】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叫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
④
还大胆嘲笑她婆婆的软弱和顺从。
【后庭花】遇时辰我替你忧，拜家堂我替你愁。
梳着个霜雪般白鬄髻，怎戴那销金锦盖头。
⑤《关汉卿全集》吴国钦校注广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赚煞】“我想这妇人每休信那男儿口,婆婆也,怕没的贞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
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铸。
婆婆也,你岂不知羞”⑥
②孝道——窦娥本无罪，在受冤遭屈后,她没有认命，在严刑酷打的折磨下,她也没有承认。
虽然“这无情棍棒教我挨不的”。
【感皇恩】“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
挨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⑦
【采茶歌】“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
”⑧
但是她内心的孝道思想在她看到自己婆婆遭受严刑逼供时被强烈地激发出来，为免婆婆遭罪，她又不得不承认别人给她强加的罪行。
【黄钟尾】“悄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
婆婆也,我怕把你来便打的,打的来惩的。
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
”⑨
即使是化为鬼魂，她还不忘了托付自己的父亲：
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
⑩
从上可以看出，早已在窦娥心中根深蒂固的孝道思想促使她可以为了婆婆的生死安危牺牲自己。
可以说恪守孝道是促成窦娥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以上对《窦娥冤》的悲剧主人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于西方悲剧选择帝王将相、王公贵族为主人公，中国古典悲剧主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或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他们所处的地位正如鲁迅所说：
“百姓，却就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③而中国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死不能被随便写进戏曲的，对他们稍有不恭敬就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上自市井俚民、村妇俗子，下至烟花妓女、荡子乞丐，都是悲剧的实践体验者，所以最具表现力，也最真实。
而且受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的影响，封建社会被压在最底层、受害最深的女子成了悲剧中不能回避的主角。
如《窦娥冤》中的窦娥，《琵琶记》里的赵五娘，《娇红记》中的王娇娘，《雷峰塔》中的白素贞，《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等，都是当时社会里处于被迫害地位的普通人民形象。
因为我们的古典悲剧是“偏于琐屑中传出苦情”，所以就排除了伟大、高贵的特质，追求平凡、普通的人类情感。
这也是朱光潜所谓的“带悲剧意味的秀美”，也正是因为她们的贤德、温顺、娇弱，所以，当她们受到非人的摧残而走向命运的深渊之时，才能越发表现出人物的正义和无辜、结局的凄惨和痛苦，从而越发惹人怜爱、同情。
同时也引导观众对造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深深思索，从而达到认识社会的效果。
悲剧主人公的类型特征决定了悲剧主人公的性格特征。
中国的悲剧主人公一般都表现为单一性的性格，是静止不变的伦理实体，没有丝毫“恶”的因素。
在这里，人物性格经过了过滤，突出了人物品格中的一个方面，非好即坏，非正即邪，非忠即奸。
可以说，中国古典悲剧的主人公是完美的,几乎没有任何缺陷。
主人公甚至成为集真善美于一身的理想化身，以此来使观众获得心理上的慰藉，体味悲剧的真意。
二、悲剧题材
悲剧的写作题材指的是悲剧创作者在作品中所描写的体现其一定创作意图的悲剧性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
席勒说：
“悲剧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行动的诗意摹彷”，悲剧的最高境界要求悲剧“从经过提炼的哲学，获得更为纯净的素材”
，但是中国悲剧并不是对“值得同情的行动的诗意摹仿”，而是逼真的摹仿，它整个就是普通人苦难生活的写实，是暗无天日里痛哭灵魂的悲鸣。
由于没有经过哲学的提炼，中国古典悲剧都是一些悲从中来，哭声四起的“苦戏”、“哀曲”、“怨谱”。
中国悲剧的出发点并不是歌颂伟大的行动，而是表现人生的苦难和不幸，其具体内容有如高乃伊所说的“真正无辜的人陷入不幸”
在中国古代戏剧发展过程中最引人注目、最扣人心弦的莫过于内容情节“惨绝悲极”的“苦戏”,文人们称为“哀曲”、“怨情”，“苦”、“哀“怨”道出了中国古典悲剧的特质。
《窦娥冤》这一著作借助了民间的“东海孝妇”、“邹衍下狱”、“孝妇周青”的历史传说，无论是情节还是结局都充满了奇幻色彩，但这仅仅是给自己涂抹上一层历史的保护色而已，实际上剧本所写的，完全是元代惨酷的社会现实。
一个原来手无寸铁、安分守己的弱小寡妇窦娥，由于高利贷的残酷剥削，流氓地痞的欺压诬陷，特别是贪官污吏惨绝人寰的迫害，终于枉死在封建官府的屠刀下面。
窦娥的身世凄苦，三岁丧母，七岁被父亲抵押给“羊羔儿利”的高利贷者蔡婆当童养媳，十七岁丧夫，她始终将身世的不幸归结于命运，“是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是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
她尽管是有抱怨，但依然恪守贞洁孝道，严守封建礼教。
但在地痞流氓的欺压诬陷，贪官污吏惨绝人寰的迫害下，一个原本屈服命运的弱女子也勇敢地发出了反抗的吼声。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
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肠颜渊。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这两段曲词可谓是悲壮动人，古典悲剧的唱词不仅有利于烘托悲剧气氛，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完成对悲剧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而且通过那悲壮的音乐腔调，使观众在“物我两忘”的境界里得到高度的享受。
窦娥冤里的《端正好》《滚绣球》，在倾诉个人不幸命运的同时，表现了对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反抗。
它的风格是悲壮的，而不是愁苦的。
这两段表明窦娥反抗的唱词掷地有声，这是窦娥怨天斥地的心声，它表明了即使是弱者在遭遇不公正的非难时也有抗争至死的勇气。
（正旦云）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
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药死了。
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
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则是看你死去的孩儿面上。
这么朴实无华的说白，多么肖似窦娥这个封建社会里小媳妇的声口，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加工的痕迹，就像生活本生那样自然，贴切，生动，正是这些平凡不过的话语，鲜血淋漓地揭示了这个从小就给人做童养媳的小媳妇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
关汉卿正是通过窦娥这个普通童养媳的悲惨命运以及无辜被杀害的遭遇，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元代黑暗的社会图景。
“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对《窦娥冤》内容的挖掘，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典悲剧是对现实生活逼真的摹仿，它不是站在历史的高山之巅对历史过眼云烟的鸟瞰，而是站在山脚河边对浊浪旋流，明滩暗桥的实录，从而其内容都被定位为“悲从中来，哭声四起的苦戏，哀曲，怨谱”。
三、悲剧冲突
悲剧冲突是构成传统悲剧文学的核心要素，不同的悲剧冲突传达出截然不同的悲剧意识。
西方悲剧所揭示的是人与无法制服的异己力量的抗争与冲突，可称为挣扎的冲突，表现了人对于其对立物（命运、性格、社会）的挣扎，这种抗争与冲突往往是惊心动魄的，表现出火山喷发式的生命激情,《美狄亚》、《费德尔》、《阴谋与爱情》等作品对于爱情悲剧冲突的描写就给人以极度的不和谐、不平衡之感。
中国古典悲剧主要描写主人公凄惨的遭遇，而不是剧烈的冲突。
悲剧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凄惋哀怨的愁苦情愫被作品描绘得淋漓尽致，《牡丹亭》、《长生殿》、《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对于爱情悲剧冲突的描写都是如此。
《窦娥冤》中的悲剧主人公窦娥从头至尾都缺乏斗争意识，她把自己的不幸看作命运的安排，“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
”既然命运决定了她的不幸，她只好安分地把来世修。
一心一意为故去的丈夫守节，全身心地赡养婆婆。
她拒绝嫁给张驴儿为妻，主要是囿于“一马难将两鞍鞴”的封建礼教。
她为救婆婆而屈打成招，也是出于“孝”心。
在整个过程中，窦娥一步步退让，直到刑场上，她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无辜，只能靠上天为她作证，“若没有儿灵圣谕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
临终前立下三桩誓愿——第一桩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系冤枉，刀过头落，一腔热血休滴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第二桩，现今三伏天道，下三尺瑞雪，遮 掩你孩儿尸首；第三桩，着他楚州大旱三年。
她的三桩誓愿只有在上天的公正光芒中才能实现。
这使得冲突的程度大为逊色，主人公的抗争显得被动而没有力度。
由此可见，中国戏曲悲剧的冲突往往带有伦理评判性质。
作家总是以奸害忠、恶毁善、邪压正、丑贬美的故事呼吁人们制服奸、恶、邪、丑，伸张忠、善、正、美，表现审美主体对剧中的善恶、忠奸、正邪、美丑进行伦理评判，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
无怪乎有人称中国的戏剧乃是“民间的道德法庭”。
清代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以白娘子与法海之间的正邪冲突，展现了一出邪压正的哀怨动人的故事，褒扬了白娘子敢于向邪恶势力决死斗争的浩然正气和坚强意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戏曲悲剧冲突注重追求情节的曲折和人物的理想色彩。
如《赵氏孤儿》通过对孤儿的几搜几救体现了忠奸两大势力的曲折冲突；《雷峰塔》通过法海的步步追逼与白娘子的几经忍辱，表现了正邪冲突的曲折性；《清忠谱》主要讲述了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反抗阉党魏忠贤黑暗统治的斗争，同样是表现了忠奸两大势力的正面冲突。
四、悲剧结局
悲剧结局是各种冲突的最后决战和解决。
在这里,一切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其最终的结果或快乐、或不幸、或兼而有之,各种情感一齐抨击着观众的心灵,叫人或欣喜若狂、或捶胸顿足,甚至离开剧场后也久久不能平静。
悲剧结局给人的审美享受,在全剧中是最集中、最强烈、最持久的。
关于悲剧的结局，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有最经典的阐释：
“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如某些人所主张的，应有双重的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
”
西方的悲剧，正是遵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演绎着由小悲转入大悲，一悲到底的戏剧模式。
与西方这种“一悲到底”的创作手法截然不同，中国古典悲剧结局体现了“悲中带喜”的独特风格。
中国悲剧采取的是一种苦尽甘来的结构形态，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不取的“双重结构”。
有人总结了中国古典戏剧的基本模式为:
喜→悲→喜→悲→大悲→小喜，这大悲之后的“小喜”是中国古典文学独具的“团圆之趣”。
朱光潜先生曾经指出：
“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管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
”李渔在《曲话》中说：
“所谓无逆学气者，非但风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当以板斧为戒；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以抑圣为狂，寓哭于笑。
”这种“悲中带喜”的独特风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情节发展中加入喜剧成分，二是在结局的设计上，加上一条“光明的尾巴”。
中国悲剧的情节发展并不总是剑拔弩张，紧张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而是常常都掺杂着一些妙趣横生的喜剧成分。
如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上场，或是动作上的滑稽打闹，或是语言上的逗笑取乐，也就是通过这种加入剧中的插科打诨来获取喜剧效果，令人解颐捧腹，从而达到“喜中见悲”、“寓悲于喜”的目的的结局模式。
即使是像《窦娥冤》这样的“苦戏”，也仍然穿插着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成分，如赛卢医上场时的说白：
［净扮赛卢医上，诗云］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
说白风趣幽默，观众听之不禁莞尔，在浓重的悲剧氛围中尤显突兀。
但另一方面，适当喜剧成分的加入又有助于渲染沉重的悲剧气氛、有助于反村悲剧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这也正是“以喜写悲，愈见其悲”的道理。
中国古典悲剧“悲中有喜”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悲剧结尾进行大团圆式的艺术处理。
例如《长生殿》《梁山泊与祝英台》等爱情悲剧，均利用了仙界重圆圆了他们现实中无法圆的爱情之梦。
而政治悲剧则演绎了一个个伸冤复仇，善恶报应的故事。
如《赵氏孤儿》最终以遗腹子孤儿最终长大成人，忠臣良将报仇雪恨收场。
当然，中国悲剧的结尾设计还有很多，如冥判式，其代表作为《精忠旗》；调和式，其代表作是《娇红记》；超脱红尘式，其代表作是《桃花扇》等等，但均附了一条“光明的尾巴”。
因而，尽管中国古典悲剧上演的都是一幕幕“苦戏”，悲剧性矛盾连续不断，与西方经典悲剧相比也毫不逊色。
可是，因为戏剧的结尾挂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这就形成了有悖于亚里士多德的“由顺境转入逆境”的悲剧观点。
从而使众多的学者质疑中国的悲剧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中国第一个真正具有悲剧审美意识的批评家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亦说：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
不可否认，有些作品牵强附会地在结尾套上一个圆满的结局，在整体上的确容易破坏整部作品的悲剧艺术性。
但是，总的看来，大团圆式的结局可以说正是中国古典悲剧的独特之处。
一条“光明的尾巴”并不能削弱一出悲剧的强烈感染力，著名的悲剧理论家王季思先生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的前言中这样说道：
“中国古典悲剧必有代表人民意志的光明结尾，或现实的，或幻想的，以起劝善惩恶的作用。
这并不影响全剧的悲剧性质和悲剧气氛。
”
《窦娥冤》中的窦娥在邪恶势力的迫害下，最终化为冤魂，临死前立下的三桩誓愿也都一一得到验证，最后她的父亲窦天章为她翻了案，恶人得到了报应。
这看来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这并没有弱化其悲剧效果。
窦娥的冤魂是“死人复生”的表象。
一方面，这是悲剧补偿心理的具体化，“这种结构形式符合中国观众的民族心理、欣赏习惯和审美关照。
”；另一方面，窦娥冤情平反，父亲窦天章做了官的这种方式并不能改变窦娥的人生命运。
窦娥的冤情平反，难道她就能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嘛？
她的父亲窦天章就能找回自己的女儿吗？
席勒认为：
“某种价值必须遭到破坏，这样才能属于悲剧性的范畴”
。
价值是多元的，人类生活和充分生活的权利也是有价值的，捍卫价值的追求也是有价值的。
因而生活权利和愿望遭到剥夺和损害，人类正当追求遭到摧毁都是悲剧性的。
作品中所表现的悲剧性并不因为结尾的“大团圆”结尾而改变。
事实上，《窦娥冤》的结尾，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这种团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团圆。
窦娥终究是死了，她的鬼魂之说只是艺术虚拟中的虚拟物而已，“人”这个实在物已经不存在了，还是存在着“某种价值遭到破坏”。
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中国悲剧结局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深受传统的“乐感文化”影响。
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是一种入世哲学，强调“中庸”，讲求伦理，提倡达观生活态度，抬高集体主义观念，相信人的力量，也肯定愉快的平凡的人生，具有乐观的性质，宣扬“乐天安命”的思想，由此，对戏曲中主人公的死，就不是把它当作可怕与不幸的事，而是看成为一种希望、一种新生。
大团圆式的结局模式，是中国悲剧的一大特色。
我们在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的民族个性。
“只有理性地评估民族文化，敢于正视差异，文学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只有在接受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广泛地选择，在交流中存在民族个性，才不至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迷失方向。
”
五、悲剧效果
就悲剧艺术的美学意义和审美价值而言，悲剧并不是以表现悲惨命运、不幸遭遇为最终目的。
相反，它是通过表现种种悲惨与不幸，启发人们对造成悲剧的根源进行反思，引发人们对人生价值的深刻领悟，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励人们保持坚定积极的生活信念。
对西方悲剧来说，悲剧的价值也就是所谓的“卡塔西斯”作用，即通过悲剧生发的怜悯恐惧之情来使观众的心灵得到净化。
而中国古典悲剧相反倒是更为强调催人泪下、令人鼻酸的悲哀成分。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在评价《寻亲记》时就说道“词之能动人者,惟在真切,故古本必直写苦境,偏于琐屑中传出苦情。
”中国古典悲剧中小人物主角孤立无助,想抗争而无能为力,让大多数观众体验了与其生活经历相似的苦情苦境,由此发展出了在悲痛中表现出悲怆的悲哀美的“大团圆”模式悲剧。
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宣扬着一种伦理道德和世间正义，强调一种美善相和的审美境界。
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往往能很快使观众从沉闷压抑的消极悲伤情绪中提升出来，立即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
这正是悲剧艺术目的的成功实现。
在《窦娥冤》中，代表新生力量的窦娥是孤零零的一方，她善良，孝顺，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体；而代表邪恶势力的则是一个大群体，他们是居心不良的赛卢医，恶徒流氓张驴儿，昏聩无能的桃杌之流。
邪恶势力对于窦娥这一悲剧主角施加苦难和毁灭，由此，悲剧观众被邪恶势力的所作所为震撼，潜藏于悲剧观众内心的真善美的情感得到激发，在悲剧观众的头脑中就形成了对邪恶势力的比较清晰的认识和评判，从而使邪恶势力得到了否定，并且是强烈的否定。
悲剧观众在欣赏悲剧的时候能够获得认识和情感的再生，窦娥这一悲剧人物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增值。
根据对中国古典悲剧效果的分析，我们不难总结出中国古典悲剧的典型特征：
即严肃和滑稽的双重属性。
一方面，面对现实的苦难，艺术家在悲剧中予以表现，并试图以此超越苦难的现实，如《窦娥冤》这类的公案戏便是百姓希望生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艺术里得以虚幻解决的体现，这使悲剧带有严肃甚至神圣的色彩，它力不胜任地担负起公正和法律的重担，有人称之为“民间的道德法庭”。
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滑稽性，这不仅指“艺术的解决方式”本身就是虚幻的，非现实的——甚至就是对现实解决方式的遮掩和抹煞，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虚幻的艺术解决方式中它也是不纯粹、不彻底的。
它的“大团圆”的超越途径和结局使公正的愿望表面实现而实际落空，只留给向往光明的人们一个“幸福的憧憬”。
六、结语
通过对《窦娥冤》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
中国古典悲剧是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的反映,往往以世俗化的弱小人物为主人公,通过迂回曲折的情节结构,描写人物悲欢离合的遭遇,表现出正义必胜的乐观主义情怀,充满平民化的惩恶扬善的基调,具有哀而不伤、尽善尽美的伦理教化作用。
中国古典悲剧与西方古典悲剧是两种不同的戏剧体系,各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在创作实践上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
中国传统戏曲应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戏剧的创作方法,拓宽发展空间,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只有在保存各自的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融汇对方的表现技巧、艺术手法等，才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注释】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17页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74页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第3页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15页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9页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10页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17页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17页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18页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32页
尼克尔《西欧戏剧理论》，（北京）北京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古典悲剧理论译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6辑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20页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20页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35页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6页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49-51页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齐鲁书社第9页
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时晓丽中国近现代悲剧理论的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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