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是人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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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是人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居然是人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在“制度”决定之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

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100万人之多。

作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

但李自成兵锋所至，朱姓王爷几乎没有人能活下来。

明皇族两百多年的狂欢宴席，原来不是免费的……一鼓励后代生育，子孙近百万

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

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

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

于是，明弘治五年（1492），史书中可以看到山西巡抚杨澄筹上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

晋府的庆城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记录，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

据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增加百分之五十。

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

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

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

二明皇族的人口大爆炸

如上文所说，山西巡抚杨澄筹汇报的消息，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

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70人。

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63人，曾孙辈更多达510人。

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767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1000多人。

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

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像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朱元璋分封的子孙，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十分惊人：

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长到1851位。

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有了5000多个皇族后代……

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30年左右即增加一倍。

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三朱元璋种下的恶果

人口如此急遽膨胀，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

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

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

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

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

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

10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

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

此状况导致明朝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

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

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

四最赚钱的行业都被皇族垄断

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

挥霍和生殖，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

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

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

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

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

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

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

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

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

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

湖广楚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

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

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

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

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

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

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

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

“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

”

“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

这仅仅是皇族们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

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

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们犹有不足。

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皇族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

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

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其垄断。

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

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

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

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

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

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

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

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

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

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

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1060所……

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

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

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五特权庇护：

皇族成为保护伞

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

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们的欲望和冲动。

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要走到极端。

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

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

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

“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

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

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

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

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六两百年的狂欢宴席不是免费的

虽然民怨深重，各地皇族们丝毫不予理会——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

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

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high到极点，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

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

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

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

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

据太原总兵姜瓖亲见亲闻，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

”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

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

起义军攻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崇祯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

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

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

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

6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4000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

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

姜瓖在启本中说：

“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10000多人。

山西一地仅是缩影。

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过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到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之义。

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

崇祯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

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

“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

”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

这次，他想出了另一个新花样——活沉西湖，宫殿楼阁近千间也被付之一炬……

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

明末起义军诛戮明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

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

一律诛灭。

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

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

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

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

“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

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民愤。

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一样。

但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高举“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

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