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思想批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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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思想批判

中国哲学思想批判

一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其间战火连绵，诸侯争霸，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社会长期处于兵燹和混乱之中。

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将首都从镐迁到洛阳。

之后，郑庄公首先称霸，平王时“周郑交质”，各以太子住在对方作为人质；桓王时郑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军队被郑国打得大败，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外扩张，形成很大的霸业；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无葬；后宋襄公短暂称霸，晋文公、楚庄王继而争霸几十年，发生过多次大战，最后在宋国大夫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弭兵，共为霸主，齐、秦与之结盟，其他国家还要朝贡；中原的烽火暂息，但东南的战火又燃起来了，吴王首先称霸，随后越王勾践成就了春秋时最后也是最大的霸业。

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时代结束。

进入战国时期以两件事为标志，一是魏、赵、韩三家分晋，三个大夫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田姓长期居于相位，终于称君。

战国之后，只剩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大家力量相当，谁也无法称霸。

不过，实力还是有相对强弱的时候。

始则经李悝、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力量最强，后来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魏国的庞涓，同时，秦国打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这样，齐国与秦国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

但是随后乐毅率领六国军队打败了齐国，齐国差点亡国，只剩莒和即墨两地，最后田单用火牛阵收复了一些失地。

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强秦。

长平一战，秦国打败了六国中实力稍强的赵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扫平天下，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纷纷登台亮相，中华文化处于鼎盛时期。

秦始皇当政后，建立郡县制，也就是层层施控、上级命令下级的人治官僚制度（现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权的制度），同时，他采取法家的消灭文化的愚民治国态度，焚书坑儒，苛刑酷政；结果，秦祚短促。

汉朝初时，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萧规曹随，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大大增强了国力。

但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漫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独尊的时代，文化趋于毁灭，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被窒息。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国家纷乱才有文化繁荣，国家“太平”必然文化灭绝，“太平”就是政治专制、文化专制、官府垄断资源。

所幸我们有孔子、老子、庄子，否则我们无以面对人类文明。

二孔子首先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是第一位人格独立的教师。

他首次向民间普及教育，改变了学在官府、官师不分的局面；他提出“有教无类”（一切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为后来的科举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大众化的知识；他主张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对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主张以“仁”为教育的核心，让人们自爱而爱人，行“忠恕之道”：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提倡知仁行仁、中庸中和、“不忧”、“不惑”、“不惧”的修身要求，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他主张面对道义，学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他注重人格感化，率先垂范：

“其身正，不令而行”；他承认学问是从学习而来的：

“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重视年轻人，说：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如果孔子不问政治，一直做教育家的话；如果他不被后来的统治者利用，被神化，成为棍棒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个让我辈仰之弥高、顶礼膜拜的伟人。

孔子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但这科举却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避免社会对抗的工具。

科举使得贵族与平民双向交流，特别是使得老百姓可能“当官”，这让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小民垂涎欲滴，自觉放弃了改良坏的制度、推翻暴政的想法。

与其说孔子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思想家。

他提出了“仁”、“礼”、“和”、“大同”等思想，目的是治理社会，扭转动乱的局势。

中国人急功近利，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深度、不成体系的，但作为政治理论家，他却是伟大的。

孔子的“仁”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要诸侯贵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

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

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为何不尊重别人？

你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别人也不想，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血流成河？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

他不讲民众的监督、人民的主权，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孔子曰：

“也必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也就是说，他要让君臣父子、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不能胡作非为，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不能犯上作乱，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不能有违父道，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不能悖于孝道。

因此，孔子要求恢复周礼，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人民“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

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

而西方人重视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其次才是惩罚人；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民主、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礼”的运用便是“和”，儒家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

”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早年宪法即规定“和”的民族精神，如今日本的企业间也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他们法人参股，各企业命运相通，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

反观中国––––––“和”的概念的发源地，人与人倾轧，面和心不和；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致使国家损失惨重。

所以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儒家信命。

孔门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正因为相信命，因此，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所以，少有闯劲，少有冒险，少有抗争。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又说：

“敬鬼神而远之”。

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

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

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文革”时期。

孔子说：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

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

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

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

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

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正义感、真理意识。

“真理”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是外来的。

有人问孔子：

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

孔子答：

应当包庇儿子。

因为伦理高于正义！

老子说：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也就是说，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圣人也应当包容它。

庄子说：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可见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长此以往，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

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大家只好频频点头。

于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错误的、丑陋的、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甚至助纣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庄子提出“齐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风靡千百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

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但有“正气”感、“气节”意识，也就是为社稷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学说，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礼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战胜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学说、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视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称：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其实，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所以，坏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乃至几百年。

可见，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

孟子还说：

“人皆可以为尧舜。

”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人民总是如此翘盼，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

孟子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统治者放在第三位；此理论诚可贵，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

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

除非在民主社会，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

孟子又称：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养“浩然之气”，此话乍一听不错，可仔细一想：

何为“贤”？

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熟背八股的人；何为“能”？

多数是八面玲珑，四平八稳的人；何为“浩然之气”，无非是效忠统治者、视死如归、两袖清风、养心寡欲的圣贤。

不过，孟子达到了中国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

孟荀以降，出现了董仲舒这个“圣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原始的儒家科举制是他的功劳，他主张以德治取代刑治，改变秦的暴政；他规定“三纲五常”，从内心奴化人民；他发明天人感应学说，提出皇权授命于天；他运用五行生克循环解释王朝更替，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巩固封建道统；他根据《公羊传》中的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礼记》中的三世说“乱世”――“小康”――“大同”描绘了中国人的太平盛世梦想，其实是中国人治境界的乌托邦；他的科举倡议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保持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成为一剂麻醉药，使得老百姓屈服于专制统治和升官发财的梦想。

汉以降，王充的唯物主义、范缜的无神论、张载的以气为本体的学说、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唐甄的反僵化儒学、反一人专制的思想等等独树一帜，成为无思想时代的彗星。

其中尤以程朱理学影响深远。

程朱把孔子的“仁”、“义”、“礼”、“道”等都概括为“理”，认为“万物皆是一个理”，“天下只有一个理”，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物须有一理”，“物我一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看作是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程颢更提出：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朱熹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此“以理杀人”、“礼教吃人”不知让多少人牺牲其下呀！

程朱的同时，陆九渊（陆象山）发挥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观点，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后来，明朝的王阳明（王守仁）又提出，心是世界的本源，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即“良知”，又称“天理”。

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

”他继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论，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贼”；他发展了中国人的“道”“器”合一的一元论观点和世俗主义思想，提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日常伦理即道”等。

陆王心学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回归内心的倾向和人治社会崇尚“兴公灭私”的道德之态度。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现代有“儒家资本主义”之说。

其实，日、韩等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儒家。

因为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既崇尚儒家的“和”（如日本）、“孝”（如韩国）、“礼”（如新加坡）等，更崇尚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自由、平等、民主等，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内核。

历史上，儒家对经济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

它鄙视劳动人民，鼓吹“学而优则仕”，它逼迫有才华的人都走上“做官”之路，孔子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小人”，孟子更将“义”“利”对立，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言论可以为现代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服务。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

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

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

“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

”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

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要生产出象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

日本人善于“洋为‘日’用”，“古为今用”，而中国人为仁义道德所束缚，专事注经训诂。

三中国士大夫文化儒道互补，道家作为补结构，拯救了一大批失望于儒家理想或仕途遇到挫折的知识分子；遁身于道家后，士子们乐观逍遥，仍念念不忘平治天下，所以，孔子说：

“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道”，老子说：

“君子得其时则鸣，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孔明为散人时，“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刘备三顾茅庐后，他遂与刘备纵谈天下三分大事。

可见，诸葛亮是在密切关注时事，隐藏着世俗名利之心的。

道家的开山之祖应追溯到楚国的开国人物鬻熊。

鬻子当年归附了周文王，被封在楚，后传《鬻子》一书。

鬻熊说：

“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又说：

“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

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

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

”“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

损盈成亏，随生随死。

”以上说明鬻子已有“道”的思想，守柔、辩证的道家思想。

道家的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杨朱，大家对他的争论比较大。

一是争论他到底是春秋人还是战国人？

二是争论他到底是独树一帜的享乐主义者还是真正的道家人物？

《孟子》中说：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1][2][3]下一页

也”，《韩非子》中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淮南子》中说：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

”可见，杨子是“为我”的自我主义者、全性保真的贵生主义者。

但是，《列子》一书中杨朱又说：

“人之生，奚为哉？

奚乐哉？

为美厚尔，为声色尔！

”他认为人“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因此，不应抑制欲望的满足，应当及时行乐。

可见，杨子又是一个纵欲主义者、享乐主义者。

杨朱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的重生、及时享乐的思想。

尽管《列子》一书可能是晋人的作品，但并不影响它代表某种国民性。

列子，列御寇，又称列圉寇，传为战国郑人。

居于郑圃四十年而人不知，涵光敛影，不露锋芒，超然物外，藏形众庶，御风而行。

他说：

“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者故。

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

”列子讲述了杞人忧天的故事讽刺老百姓为此四者而奔忙焦虑。

《列子》代表了晋人的理想，反映了中国人淡泊弃利的想法。

汉初，统治者“与民休息”，奉行“黄老之术”，其时，文子之学大盛。

文子，大概是越国大夫文种，也有人说是计然，即范蠡的老师，计然，字文子。

还有人说，计然就是文种。

1973年长沙马王堆古帛书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文子》竹简，才确认《文子》其书。

文子说：

“无为者……，推自然之势”，“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

”也即以顺应自然、因循为用而治国，同时，他还提出尚贤，任能，以民为本，行赏罚，去苛政酷刑等思想。

文子成为汉初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传说孔子曾多次讨教于老子，老子说：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被训，唯唯诺诺。

老子就是这样“独异于人！

”显得个性突出，比人高明一等。

他做过史官，博学多才，深谙历史的成败法则，提出“无为而治”的治世理论和守柔知足、功成身退、以退代进的辩证法，其影响深远。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文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有两本书，一是《圣经》，二是《道德经》，即《老子》。

有人认为，老子的思想中有很大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分，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就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贵静），说明放开管制、实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老子的价值观是“知常”–––“袭明”，也就是首先要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然后依照规律明智地行动。

老子警告：

“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此“常”亦称“道”，最根本的道是“物壮则老”，“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就是说，“道”的规律是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而柔弱正是“道”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按此道理，我们做事就要从反面开始，从弱小着手。

老子说：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置之度外）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不是要表现出无私吗），故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厚藏则多亡（财多惹祸）”；“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功成身退，天之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曲则全，枉则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的上述言论充满了人生智慧和辩证法，但也透露出一些中国病的征兆：

一是“不敢为天下先”，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首创精神不合；二是以退为进，欲取反予，充满了中国人的诡诈权谋；三是委屈求全，不坚持正义而退缩，反映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传统意识，这也就是中国历来汉奸多的原因。

老子还说：

“守柔曰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强梁者不得其死”；“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可见，《老子》一书贯穿了辩证思想、示弱兵法、柔弱策略，难怪毛泽东说：

《老子》是一部兵书。

老子的以柔克刚思想也正是气功、太极拳等的理论基础。

但是其知足思想却是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反映，于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合的。

老子有其独特的社会观、治世理论。

他认为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是由于人人逞能、个个想当英雄折腾一番、诸侯大夫为私欲而割据杀伐的结果，所以，人们不是做事少了，而是多了：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于是，统治者首先应当废除这一切，实行“无为而治”：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治人事天，莫若啬（少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让战马停下施肥）；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故无事，无执故无失”；“为无为（以无为当作有为），则无不治”；“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由“无为”，老子进一步提出去智、愚民、返璞归真的道理：

“以智治国，国之贼”；“智慧出，有大伪”；“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绝学无忧”；“我愚人之心也哉！

”老子的上述无为而治的思想固然有先进的自由主义成分，其返璞归真的思想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可是其否定法治、否定技术的思想，其反智主义、愚民主义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都是极其有害的。

老子提出了“道”的自然哲学：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按照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可以得下列图示：

无名→有名→万物道→1→2→3→万物无→有→万物潜物质→原始物质（时间0开始大爆炸）→万物也就是说，老子所说的“无名”、“道”、“无”有如“真空”概念，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着“潜物质”，时间为0时，潜物质显化为“有”、“一”，爆炸为宇宙万物；其中，“二”指分化为阴阳两种物质，“三”指阴阳交合产生第三者，于是万物繁衍。

老子不愧为是天才的思想家，他“猜”（直觉）到了大自然的奥秘。

中国人就是这样，往往有直觉，而无推理深化。

一般来说，老子反对战争，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

他之所以不主张用兵，是因为他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老聃反对战争，可是又没有提出防止发生战争、防止战争侵害的任何措施。

老子是一个谨慎的处世者、聪明的做事者，他说：

“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摘”；“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宠辱若惊”；“圣人被褐怀玉（穿着破衣服，怀揣美玉，比喻怀才不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圣人犹难之（重视困难），故终无难矣。

”老子不愧为智者，是最聪明的中国人！

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同时也是最诡诈的一群，由此推之，老聃为世界智神无疑。

人们评论道：

老子贵真疾伪，忧国忧民，爱发牢骚，好说反话，善用比喻，雅俗并举。

他还好作惊人之举，如“治大国”这样严肃的主题他却只用“烹小鲜”来比喻；他喜欢“未知牝牡之合”的“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