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的大同1341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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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大同13412

停滞的大同（13.4.12）

从大同东城墙向东看，远处的高楼拔地而起。

古老城墙上的红光，似乎是对这座城市激进发展的隐喻。

中国周刊记者／李贞摄

与耿彦波五年铁腕造城的躁动相比，停滞，似乎才是这座“甘于奉献”的城市的惯常步调。

“北边的秃山挡不住来自塞外的狂风，北京的城墙，虽然那么坚厚，也挡不住它。

寒风，卷着黄沙，鬼哭神号地吹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青天变成黄天，降落着黄沙……”

这个春天，再次读到老舍先生的《风》时，我突然意识到先生所说的塞外会不会就是我的故乡大同。

它和北京同一纬度，却在比华北平原海拔高出几千米的黄土高原上，真正是塞外古城。

何况大同四季多风，即使是在夏天，也会在某个午后听到风声穿过堂屋的呼声，老大同人耳熟能详的名谚就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暂且不去考证《风》里的塞外究竟是何处，但大同风大却是名声在外。

故乡曾流传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南方人来大同谈煤炭生意，一出大同火车站，拿出苹果刚咬一口，就发现苹果上落了很多尘土，不能吃了。

南方人吃不了苦，转身就进了火车站。

可是，也有不怕风的迁徙者，我的母亲一家就从山西原平迁徙而来，落地生根四十五年。

原平在大同之南，气候相对湿润宜人，但当年从原平赶来大同奔生计的人却非常之多。

后来，不管是外来人口还是大同本地人，他们在风里生活惯了，性格上也变得粗犷，据说这里的人们是鲜卑的后裔，尚武是本能。

尽管大同人粗犷，却极爱美，山西人都知道大同姑娘漂亮，这漂亮里就有七分是打扮，80年代风里骑车的年轻姑娘都会在头上蒙一块红纱巾，再往后就成了“宁可不吃不喝，也要衣着光鲜”。

可不就是一份虚荣，当然大同也的确有可以虚荣的资本，地下的煤地上的文物都是老天爷和历史的馈赠。

可惜的是，这些荣光在风里总是那样虚无，实实在在地吹来让大同风头劲起，又呼呼张张地吹走，留下这风中之城和城里的人们。

肥得很

我的姥爷和姥姥从原平迁徙到大同，最早的营生是开面铺。

绿油油的莜麦熟了，磨成面，用开水泼熟，和好后随便你是推窝窝、搓鱼儿、压饸烙都是美味。

冷拌的汤底就用最简单的腌菜水，加上脆盈盈的黄瓜丝、白生生的水萝卜丝，是夏天解暑的好食物。

到了冬天，就要加热浇头，羊肉臊子配蘑菇，一碗落肚，塞北的大雪就全冲开了。

姥姥说莜面是顿顿的主食，当然绝不会有黄瓜丝、水萝卜丝，更不会有蘑菇、羊肉臊子这些奢侈的配菜。

这对老人的爱情美好而温婉。

1945年，原平尚未完全解放，日本人去了姥姥的故乡大狼沟村，一家人搬到不远的李家庄避难。

姥爷正是年少倜傥时，偶然见到姥姥即一见倾心。

李家央了媒人来说和，一对郎才女貌的年轻人就在烽火中成了亲。

原平很穷，加上依然有战火，年轻人大多会选择走西口谋生。

他们新婚不久，姥爷就被本家姑父叫到大同去帮着开面铺。

这位老姑父是当年走西口的老人，据说走到大同就发现这座城市“肥得很”，于是留了下来，在李王庙街开起了面铺。

姥爷去后，才发现在李王庙街开面铺的原平人很多，一家家不大的面铺都有着还算不错的买卖，可见大同的确“肥得很”。

肥的资本众人皆知。

“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广减尺许，源深不见底，炎势上升，常若微雷发响……”《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笔下的火井，说的就是大同地下煤炭的自燃，而郦道元本人也曾在1500多年前的大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其父郦范在北魏太武帝（拓跋）时任给事东宫，后又被文成帝（拓跋浚）赐爵永宁男，大同正是北魏当时的都城。

做过都城的大同，在很久一段时间内都可以傲视周边的小城，毕竟它有着正儿八经的首都规制，四面城墙与城楼雄伟气派，街道也远比周边的集宁、朔州等市平整开阔。

那座上世纪50年代就建成的红旗广场，更是周边城市没有的。

最重要的是有煤，自大同有采煤历史开始，这里就不断吸引着外地人的到来，做矿工的、做小买卖的，加上大同本就是晋冀蒙的交汇处，地理位置的特殊和优越也让它常年人流不息，是个繁华的所在。

大同产煤，典范叫“口泉大块”，明清时期就已赫赫有名，北京、天津一带的煤商若是没有些“口泉大块”招徕顾客，恐怕只能落得个门可罗雀的地步。

大同的煤，形成在恐龙主宰的侏罗纪时代，其品质和发热量令普通煤炭难以望其项背。

除了一年都刮不停的黄风，大同成了姥爷心里适合生活的好地方。

他迫不及待地给父亲写了封信，让姥姥来大同一起开面店。

新媳妇儿到了大同城，惊诧的也是漫天的黄风，从家乡带来的棉花被子还没放上炕就被吹得脏兮兮。

但与丈夫终于团圆，他们在面店后院租了房子安了家，10平米大的屋子里只有一条小炕和一个火炉，之后陆陆续续地安置了小碗碗、小柜柜，煤油桶里装满了莜面，可不就是一出“男耕女织”的好风光。

不过冬天里，他们却很少有煤烧，虽说就守着大同，可上世纪40年代的大同煤对寻常百姓也是奢侈品。

在阎老西时代，大同的煤被阎锡山的晋北矿务局垄断，普通人家烧饭取暖还得用柴火。

若是绵了，可就对不起了祖宗

1952年，姥爷辛苦经营的面店被收归国有，他通过招工去了大同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姥姥待在家里，李王庙街的房子也在一场大雨中塌了半边。

幸运的是，当年叫他们来大同的老姑父要回原平了，腾下来的房子愿意给这对年轻夫妻居住，搬了家才发现旁边有座寺庙，竟是大名鼎鼎的“华严寺”，自家所住的小巷在庙南侧，名叫胡家巷。

姥姥记忆中的胡家巷，巷弄深深，两边都是四合院，院门上有飞檐，虽然是黄土地但居民们却打扫得很干净。

不过，若把这样的小巷寄希望于成为戴望舒笔下的“雨巷”估计只能失望，大同少雨，城市性格里从来没有轻歌曼舞和忧郁缠绵。

看看大同城的布局，或许会更明白。

这座城市最早的设计师是明朝大将徐达：

洪武五年，徐达平定北边后，督率军民“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大同城。

当时的大同城是军事重镇，自然不能弄得小巧玲珑、花柳成行，而是建得朗硬坚固、方方正正：

四面城墙环绕着四条主街，箭楼正对四个区域按纵横线建八大巷，围绕主街、主巷又陆续形成了绵绵七十二小巷。

可惜的是，这些巷子虽有“绵绵”二字，却无“绵绵”之实，且不说大同四季多风，黄沙一起情致全无，巷子里的人们更多脱胎于北方名族，“天寒地冻、问谁饲狼”才是历史留下的基因，若是绵了，可就对不起了祖宗。

姥爷和姥姥的新家在胡家巷四号院，院中四户人家，他们的房子是小小的一间半。

搬来胡家巷后不久，我的母亲和舅舅陆续出生。

舅舅出生的1960年是所有中国人不能忘却的记忆，那一年家里积攒的莜面很快吃完，姥爷只好买了酒糟当饭，又去郊外的地里拾了苤蓝叶，让姥姥腌了一小瓮咸菜，一家人搂坐在炕上熬了一个冬。

1968年，大同开始修建红太阳展览馆，这座仿人民大会堂的展览馆是“文化大革命”的弄潮建筑，为此全市的建筑单位都被命令参与施工，姥爷也是其中一员。

在姥爷的记忆中，他所在的建筑四公司要负责拆除的，是大将徐达在1372年建造的西城墙，据说这也是大同最早被拆除的一段城墙。

那次野蛮拆除几乎摧毁了西城墙最主要的部分，只残留下北垛局部，但在当时，下拆迁命令的人却没有任何迟疑。

不知道是不是西城墙的拆除为大同人拆除其他城墙开了口子，在往后的岁月中，东、南、北城墙无一幸免各有损坏，城墙上的牌楼更是荡然无存。

建完红太阳展览馆，姥爷当上了公司建筑科的科长，开始了每月领取60块钱工资的日子，这笔钱足以养活家里的四口人，偶尔还可以接济陆续投奔而来的原平亲戚。

他成了家族里最有权威的大家长，直到1988年冬天因为心脏病离开人世。

姥爷是家族迁移来大同的第一人，至今他的灵柩仍埋在大同城郊，我不知道他是否期许落叶归根，还是愿意永远停留在这座多风的城市，佑守着他的后代。

2010年9月12日，大同城内还没有完全拆除的棚户区。

一条路，似乎隔出了两个世界。

大同市长耿彦波的离任，令大同的未来再度模糊。

只要还有煤

我的母亲是家中长女，父亲却是幼子，两人在未相遇前都曾在内蒙生活过，一个在包头插队、一个在乌海当兵。

但最后，又都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大同，进了一家叫做大同市矿业运输公司的厂子。

矿业运输公司1974年成立，主要给大同周边的小煤窑运煤。

当时的大同除了有十几家大型国有煤矿，还有许多的小煤窑，国有煤矿的煤由运输一公司和二公司往外运，剩下小煤窑的煤就只能依靠这家新成立的矿业运输公司。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对煤矿提倡的是“有水快流”，使得大同周边的小煤窑极多，沿着西部的煤矿带，几乎遍布坑口。

父亲是建厂时的老人儿。

他第一次开车去小煤矿，就被堆积如山的煤炭惊呆了，虽然叫小煤窑却是一个无底洞，没日没夜地往出吐煤。

当年的小煤窑老板对运输公司的人异常恭敬，只要煤能离开坑口装上火车，真金白银就会流入口袋。

因为煤，山西诞生了第一批煤老板；也因为煤，当年给小煤窑运煤的矿业公司变得很富有。

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父母拿到了矿业运输公司福利分房的钥匙，那个名叫振华南街的小区规模庞大，约有90多座红砖五层楼，小区里栽花种草、石子路整齐平坦，是当年最豪华的“富人区”。

这让我的大伯非常羡慕，他一直在四老沟矿做工人，从1969年上矿工作至今都不曾在平地上居住过。

他的家盖在山坡上，在山体的每一个高度都有几家或十几家民居，跨出家门就是断壁，只有门前一条羊肠小路通向山下，小路上来往的采煤汉子多是一脸煤黑，面目僵硬，常年的地下作业令他们渐渐失语、满身病痛，我的大伯就是一个异常沉默寡言的人，并且甘于奉献。

“甘于奉献”更是整个大同煤炭业的特征，媒体曾报道过1990年1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大同矿务局视察，总书记看后赞赏不已，挥笔为大同留下八个大字：

“勇于奉献，争创一流。

”对于怎么奉献，有个小故事可以佐证：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同矿务局仍未停产，当年国务院的一个办公室就有一部电话直通大同矿务局，以备随时了解大同的煤炭生产情况，确保北京电厂的用煤需求。

不难想见，从很久之前大同的煤就无时无刻地被外界所需要，不停地被开采就成了大同的“甘于奉献”，也成了大同经济的支柱。

可惜的是，这些侏罗纪煤系的价格与价值有着巨大的剪刀差，只是由于煤炭输出总量大，总值仍然可观，大同貌似大富。

大富的80年代末，矿里的煤开始频繁在城市出现，运煤的敞蓬车拉着散煤一路高歌，碎煤向路边抛撒，前车抛下后车压碎……大风被染成了黑色，就连武周山南麓云冈石窟里的北魏大佛都穿上了黑衣，但人们对此毫不关心，反正“十个菩萨九个面带浅笑”，只要还有煤。

被掏空的“口袋”

父亲的故乡在大同城南艾庄村，他成年之前很少进城，每天必去的地方是御河泉湾儿。

在父亲的记忆里，御河常年流淌，有鱼有虾、可植水稻，最后慢悠悠地汇入丁玲笔下被太阳照耀的桑干河。

可是，这悠闲的河流在大同彻底变成“煤城”之后，也变成了黑色。

“输走电、运走煤、留下一堆灰，染了一股水”，这股水，是父亲心里的御河，“一堆灰”，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从北京到大同，京大高速上最显著的路标除了愈走愈荒凉的植被和被西北风吹歪了脖子的老树，就是大同入城口的大烟囱。

这七八根大烟囱高耸入云，吞吐着灰白色的烟尘，看到它，就知道大同到了。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同二电厂，是今天大同年轻人争相就业的香饽饽。

它始建于1978年，只为首都北京输电。

据说在2003年，这个大家伙就吃掉了5000余万吨的大同煤炭，但却没人计算它排出了多少灰，才能变成大同的地标。

更荒唐的是，山西省物价局给二电厂核定的供热价是26元/GJ，但实际卖出价格只有15元/GJ，每单位硬亏11元，二电厂的一位负责人曾调侃说“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责任，也许才是这个被染黑了的城市最大的标签，只是它牺牲了自己最为宝贵与依赖的资源，却并没有换来自己的富足。

1998年，曾经肥得流油的大同矿务局开始发不出工资，风行一时的标语从“勇于奉献、争创一流”变成了“人人二百三，配合渡难关”。

据说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才令山西煤炭出现滞销，但知道内情的人都说大同矿务局在上划煤炭部直接管理后就已经不再盈利，并且还要上缴大量的维建费。

而等到1998年煤炭部撤销，直属矿务局再次下放地方时，大同矿务局已经是一个几被掏空的口袋。

被掏空的还有这座城市本身。

父亲早年曾多次去过的雁崖煤矿，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开采，据说会有60年的寿命，但由于过度开采和小煤窑的蚕食，已经提前10年枯竭，而和雁崖命运相同的煤矿还有五座，剩下的矿井也最多只有二十年的寿命。

最多二十年，古城大同的西部矿区就会成为浮桥上的建筑，或许有一天，当山上的棚户区点起灯光，如星斗般落满整座山坡时，地表会突然支撑不住沉重的山体，裂开一个细小的缝隙。

之后，蝴蝶效应转瞬即来，绵延几十公里的矿山带齐齐裂缝，轰鸣声起……在很多大同人的设想里，这并不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场景。

90年代的大同城竟渐渐地唱起哀歌，但奇特的是，大同的餐饮业却在破产与倒闭的年代迎来最高峰。

莫非大同人真的是鲜卑贵族的后裔，即使身在末日，也要享乐至死。

2010年9月，大同市区的老百姓从城墙边经过。

整个大同近年来的景观除了塔吊，就是拆迁。

闫飞摄

难以“任逍遥”

我是姥姥带大的孩子，等我出生时，已经不住在胡家巷。

姥爷分了新房子。

南城墙外，叫做新胜里，是个比胡家巷要洋气的名字。

那个小院呈长方形，正房三间南房三间，不是土木结构而是较为现代的水泥预制板。

院子正中栽着一架葡萄树，夏天果实累累，叶片可以完全遮住太阳，给小院一片清凉。

院里有座大水缸，缸里养鱼。

八九十年代的大同城，城墙外这样的院子很多，城墙内的生活反而要艰苦，甚至在2006年再去造访胡家巷时，它依然如故，只是更显破败。

三十年不变的胡家巷，很像多年不变的大同城。

古城在“煤”时代徜徉了30年，却因为煤炭工业的衰败和煤炭资源的枯竭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新世纪元年的大同渐渐萎缩成一个小县城，城内低矮的平房、坑洼的道路，电线上的麻雀还未洗掉身上的墨色；有钱人会去繁华的大西街，煤老板的家具都是金镶玉，穷人却热衷于去东关集贸市场，在人声鼎沸中寻找便宜艳丽的衣服，一块钱一块钱地杀价；马路两侧的树上积着沙尘煤屑，大风时塑料袋还是会毫不犹疑地飞上天空，乡音一问一答间，说得最多的是“你们那要不要人”……

更可怕的是，大同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像坐上了滑梯，曾经的大同人爱嘲笑省城的人打扮村气，却不知道落后了的大同甚至都望不到太原的背影。

这并不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独特的戏剧感总是令城中的人落寞。

这份戏剧感，曾吸引了导演贾樟柯，他跟随着“大同矿竭城衰，即将整体搬迁到新疆”的传言来到这里，拍摄了描写当地失业工人子弟的影片《任逍遥》。

电影的背景是大同的平民窟，两个单亲家庭的辍学男孩儿很早就涉入社会，并为混混儿的身份而骄傲。

他们向往爱情，向往富有，向往通过努力任逍遥，可是却最终梦碎。

片子里有我熟悉的街景，散发着浓浓的末世情绪，在一个已经丧失了改变力量的城市，人们无目的地生活，这似乎是2001年贾樟柯眼里的大同。

曾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大同的年轻人身上，但城市的封闭和落后早已把年轻人赶去了北京、上海，留下来的本地大学生也因为“中小城市无关系无工作”的咒语，待业在家里。

我的表妹还算幸运，毕业半年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大同云冈石窟艺术研究院组织文物三普。

但就在短短的半个月里，表妹就见识到了文物在大同的命运，一座日伪时期的火车站结构精巧独特，第二天再去描画时却被夷为平地，可能是要盖水泥厂。

说起来，这个城市从1984年起就是历史文化名城，却不知从何时起变得这样没有文化，煤炭已几无出路，文物是盘小菜，习惯生活在黑风中的人们因为无所依傍有些肆无忌惮。

追着看太原的背影

但突然，就来了一个耿彦波，就像平静的湖面砸进了一块巨石。

他所掀起的“城建风暴”在新闻报道和口耳相传中。

据说其人魄力极大，常常凌晨五点就下到工地，更会骑着自行车反复研究大同。

大同人的心里突然就乱了，恐慌而又夹杂着希望，担心某一天自己的房子会被拆掉，又盼着城市能重新活过来……

他的到来，就像这个城市刮不完的大风，东家说风势太猛，刮坏了文物、刮穷了百姓，西家说他改变了城市，即便只是在表面上。

新盖的楼房、新修的马路、新修的城墙立在那里，有些事小老百姓决定不了，也就只能安心待在风中。

可是，风却突然停了。

刚刚过去的春节，耿彦波离开了大同，去省会太原做代市长。

大同人的年因此变得和往常不同。

标语、旗号、痛哭、下跪，粗犷的大同人直白地表达着自己的情绪。

从许多经济数据上看，这几年的大同并未有明显突破，它仍然追看着太原的背影。

只是三十多年的不变一下子被五年的变化所叫醒，麻木许久的城市自然被撼动。

而耿彦波的出现，或许是闯入大同的一个意外，他努力想要改变大同这座煤炭之城的前进方向，也一度让大同人感到希望。

可这个意外结束得却很残酷，听说耿彦波走后的大同人开始真正羡慕太原，但把全部希望押在一个人身上，却只好失望。

过完这个年，表妹靠关系去了大同市煤运公司工作，与煤炭相关的行业依然消化着年轻劳动力，新的旅游业暂时还是这个城市不确定的方向。

大同人习惯了煤炭思维，强大的惯性总会把人们抛入最熟悉的轨道中。

尽管，表妹说过多次，煤运公司常常是几个月发一次工资。